给小林光秀介绍女同志的任务很快就被贯彻了下去，但这任务并不好完成，因为具体的硬指标很难完全兼顾：
第一，小林光秀是有自己成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懂马列，知道布尔什维克的优缺点，这种同志要发展介绍入党，必须思想上贯通，那就需要党性强、理论功底扎实的女同志，这就需要老同志，可老同志还未结婚的不多；
第二，小林光秀是陆军士官和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又在日军中枢部门工作过，得要找一个知识分子，标准就是要受过高等教育；
第三，形象各方面要出色一点，人家小林光秀身高1米69——这身高在他这个年纪，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不算矮了，穿上八路军服装后照样仪表堂堂，讲话演讲都很有风度气势，哪有半点小日本的猥琐样？
内部遴选了半天，都没有特别中意的人选——又是大学文化又是老党员的不是没有，不过那都是老革命了，年轻的有文化有形象的女青年不少，但说党性强、理论水平扎实的人真的很少见，少数符合这种条件的人物，多少都有zhōng yāng lǐng dǎ在谈恋爱——总不能让小林光秀硬生生当第三者吧？
所以寻觅了2星期，大家都没有对象。
最后还是叶群给lín biā提了个意见：“《解放周刊》的苏媛媛我觉得挺不错的，为什么不考虑她呢？”
“苏媛媛？”lín biā回味着这个名字，最后道，“也不是没人提起过，但同志们都说这几年组织上一直在给她做工作，但都被她拒绝了。”
“那是她还没有走出来，走出来就好了，我最近觉得她基本走出来了……”
经过叶群介绍，lín biā知道了苏媛媛的情况：她是天津书香门第出身，在北平念的燕京大学，在大学里已谈了一个男朋友，临近毕业，抗战爆发，两人双双投奔延安，由于燕京大学的基督教教会背景，苏媛媛不仅英文很好，且是社会学系的学生，理论功底也很出色，更难的是还是地下党员，男朋友也算是正在发展的入党对象。
“那她怎么没结婚？”lín biā疑惑地问道，“你不是说他们两人37年就来延安了么？还是恋人，又不是八路军，照例不受二五八团的限制……”
由于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八路军、新四军明文规定，军官结婚必须要符合“二五八团”标准：即年龄二十五周岁以上；党龄{或军龄}八年以上；职务团职以上。
“差点就结了。”叶群道，“两人约定前年春节结婚，但他男朋友在结婚前半年去了新四军，碰上皖南事变，牺牲了！”
“哦……”
“最开始还不知道，她还在开心地筹备婚礼，结果……当场就崩溃了。”叶群叹息道，“她开始是在女子大学教书，后来出了这件事，整个人情绪调整不过来，怕她影响同学，后来调去《解放周刊》做编辑了，后来首长们都说她表现好，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人家是为了忘却伤痛才这么熬的……”
“就没看见其他喜欢的？”
“也有其他人追求他，不过都被她拒绝了，老实说，她要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知识分子，这怎么可能？而且她未婚夫是突然牺牲而不是分手，这就让其他感情很难进入。”
lín biā点点头表示懂了，他是过来人，知道感情是怎么回事，当初他和张梅热恋时如果一方突然牺牲，那肯定全是美好的印象，再要接受别人就不容易了，但如果是长年累月争吵后分手，那接受其他人就相对容易些。期间也不是没有八路军高级干部看上过苏媛媛，但一则对方不同意，二则未婚夫是烈士，欺负一个弱女子有些过意不去；三则黄克功事件在前【译者注：1937年10月5日，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副旅级}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qiāng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后被执行死刑】，没人敢去逼迫苏媛媛，所以她就一直拖延到现在，28岁了依然孤身一人。
“那你是怎么判断苏媛媛走了出来，甚至不讨厌小林同志呢？”
“那天小林老师讲课，讲了日本文化与军国主义传统思想，我也在场……中途休息时苏媛媛笑了笑，对我们说，这套对外扩张侵略是不得不为之的说法，我觉得比日本宣传共存共荣、经济提携高明多了，也比guó mín dǎng当初不看实际、胡扯什么一衣带水要高明，在欧美社会学理论中，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表现，用中国人的话说，物竞天择、弱肉强食！”叶群回忆当时的场面，笑了起来。
lín biā皱眉头道：“这不行啊，她对小林有看法啊……”
“这个呢我是这么想的，媛媛毕竟是知识分子，愿意和小林老师探讨理论，这就是双方可以接洽的切入点，风花雪月是谈恋爱，学术争论也是谈恋爱——男人不懂，我是女人，可以理解一点；二来小林老师毕竟是日本人，是日本军官，现在大家都在打鬼子，即便他是主动投诚的同志，很难说大家心头没有看法，所以我觉得首长们的决策是对的，要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才没有这么狭隘；三来呢这也是党的工作，媛媛在感情上可以不理会组织的对象，但如果这是一项工作，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很好，很好，你很能动脑筋，这主意好。”lín biā高兴地摸摸叶群的头，“我看你的觉悟也在提高哩，过几年能去中办工作呢！”
叶群狡黠地一笑，不再言语：苏媛媛这朵带刺的玫瑰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还抢了她延安八美的风头，也该找一个出口让她折腾折腾。
lín biā是真因为找到一个可以列入考察对象的人而高兴么？显然不是，他刚才用了“觉悟”两字，就体现出了他深入考虑的结果：这是在意识形态战线动手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má zé dōng通过发表《新mín zhǔ主义的政治与新mín zhǔ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mín zhǔ主义论》}，在zhōng gòng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但这种地位还不稳固，因为以王明为首的亲苏派还掌握着对zhōng gòng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
zhōng gòng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这种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到40年代初，zhōng gòng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zhōng gòng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zhōng gòng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zhōng gòng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zhōng gòng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zhōng gòng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zhōng gòng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
这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gòng chǎn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zhōng gòng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zhōng gòng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对王明、张闻天等控制zhōng gòng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má zé dōng一直予以相当容忍，因为遵义会议后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意识形态解释权是摆在最后的东西。所以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此时张闻天已放弃了党军领域一较长短的努力，而将全部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作报告，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毛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gòng chǎn党角度，“学习运动”不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他眼看着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的不满更加强烈。站在毛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分子——因为张闻天不仅没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也没将其对王明路线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反而还搞什么学理论、学原著，言不及义，纸上谈兵，又给王明派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死灰复燃的可能。
在毛看来，这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还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并进而等待时机觊觎政治和权力阵地，必须改变，既然贸然对张下手不好，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就是典型的策略。
第一步是掺沙子：1939年，经毛倡议，zhōng gòng中央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职。李富春是má zé dōng多年密友，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重要举动。
第二步是挖墙脚，此时在毛周围已经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论家，他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
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需要倚重毛的影响力为他们撑腰，而毛正好借助这批“青年学士”传达自己的思想，所以陈伯达和胡乔木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zhōng gòng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陈伯达对má zé dōng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为má zé dōng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与陈伯达以理论学养获知于má zé dōng不同，胡主要是凭其走笔成章的能力及简练的文字功夫被毛录用为政治秘书，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他很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等1942年整风gā chá时胡乔木突然替代凯丰代理宣传部长一职后，声名大噪。
第三步是甩石头：má zé dōng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决定转入针对性的实践，既然《联gòng dǎng史》对苏联过往的革命历史都解释为路线斗争，那对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讨论和评价就有助于明晰王明、张闻天等国际派的责任，所以毛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对党的高级干部。
果不其然，张闻天抵制毛对于遵义会议有关结论的修正，而王明则以自己不在国内为理由，指责博古、张闻天在某些问题上犯了策略错误——不这么说，就没法解释中央苏区保不住，红军必须要长征的问题，但策略错误不等于路线错误。路线错误是要死人的，策略错误只要检讨和批评就可以了。
在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的过程中，毛掌握了更多nèi mù和炮弹，因为王明现在说博古他们没有遵照自己的意见，而博古等人则辩称电报就是这么写的，有些电报毛清楚——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那么理解，博古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说明和发挥；有些电报毛不清楚，因为博古为了自己的权威把电报秘而不宣，别说毛不清楚，就连周有时候也不清楚，这就说明当时的决策程序出了问题。
利用这个契机，毛让秘书班子编撰了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并进而在七大上推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是资料回顾，实际上就是对过去的问题盖棺定论，以《联gòng dǎng史》的方式盖棺定论！
依靠这些文件，毛在高层让王明、张闻天、博古彻底靠边站，而与三人关系密切的王稼祥则半靠边——这也是王稼祥托病不就任zhōng gòng中央情报部副部长职务的根源，管越多越招人嫉恨。
lín biā深知，现在整风对象已从高层换成了基层，那就需要一个典型的代表作为切入口，在宣传口工作的苏媛媛或许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她是理论片的中坚，但又不是留苏派，又是所谓的革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如果从渊源上来说，她算是liú shǎ qí白区地下工作系统的一员，lín biā认为有的搞——再加上小林光秀这个口口声声中国问题、中国实际的亲华派，他甚至在考虑这样一个场景，
如果让小林光秀夫妇进入日共并获得组权力和地位，日共会不会转而以延安为中心呢？或者说，至少在日共中培养起一个亲延安的班底。再仔细一想，他又想到了代管朝鲜gòng chǎn党的满洲省委，以前来过延安、与周恩来相熟的安南gòng chǎn党领袖阮爱国{胡志明}等人，他就能明白整个大致轮廓——如果将莫斯科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那延安是不是可以在将来发展为亚洲革命的中心？
lín biā不知道的是，他们心目的世界革命中心苏联这时候正在遭遇南翼大战，外高加索方面军被吃掉后，巴库油田就保不住了。
对lín biā的提议，毛闻弦歌而知雅意，一眼就看出了背后的东西，对此欣然同意，指示让康生和张闻天去和苏媛媛做工作！
而在另一个环节，小林光秀也在其他同志巧妙地安排下见到了苏媛媛本人，双方甚至还愉快地谈了几分钟话，根据其他同志的看法——小林老师和苏老师之间瘫痪很得体，一点也不激烈，看不出两人互有好感，但至少不会一见面就吵起来。
这就有门！
ps：还是卡文……最近《地中海》的思路倒是畅快，真是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