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òng chǎn军有意购买飞机？”
“是的。”大角低着头回答道，“信是光秀托人带回来的，上面列举了一大堆希望购买的东西，其他武器都可以接受，唯独飞机是新增的项目，我检查过确实是他亲笔书写，且上面没约定的警告字样——有这个内容说明信件书写是在不自由、不安全的情况下写的，他表示我们运送的机qiāng、步qiāng、迫击炮乃至战车八路军都很喜欢，现在延安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能购买一批飞机，战斗机、轰炸机都要，而且指明说要金属单翼机。”
“他混进了延安？”
“应该是，而且可能还有一点点地位——他用的纸张比上次用的纸张要好得多，墨水也看得出来更好一些。”
冈村露出微笑：“这就说明他初步通过了对方的审查，我就知道光秀的水平不差，他一定能成功的。”
“不过信件里没有gòng chǎn军任何情报。”
“这不要紧。”
“是不是……”旁边的中西副参谋长道，“请他指示一下方位，我们出动轰炸机把gòng chǎn军的老巢端了？”
冈村宁次想了想，最后摇头：“这是办不到的，他没有任何直达我们的线路，必须通过这个联络点中转，哪怕他隐晦地指出了具体地点，也无法落实轰炸目标，再说gòng chǎn军不是靠1个2个领导人支撑起来的，炸死他们没什么用，反而会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
“您的意思是？”
“原则上同意发卖，不过要和东京大本营打招呼——豆战车是他们事先批准的，不算违规，不过飞机可从未说过，要和石原通个气，免得说我不尊重他，当然同时也和南京方面汇报一下。”
华北方面军虽有很强的独立性，但毕竟在编制上隶属于畑俊六担任司令官的中国派遣军，所以给南京发报也是应有之意。
冈村的请示第二天就到了大本营，给石原莞尔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以至于他在大本营会议上专门向山本五十六请教：“对了，有件烦心事要听听你的意见。”
“新鲜，居然还有事能难倒你？”
“是这样，前不久我们卖给支那gòng chǎn军一批旧坦克，他们很喜欢；这几天异想天开地提出要买飞机，还点名说不要双翼机，冈村大将不敢自专，报告打到东京，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一下，最终没定论。”
“这就把你给难倒了？”山本五十六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用下巴朝东久迩宫稔彦王的背影点了点，暗示石原莞尔有人罩着不用怕，“有钱不赚忒傻，拿出魄力勇敢往前冲！陆军拿不出飞机的话，海军可以提供，我手里还有一批96式舰战，要不便宜点卖给你们？”
“我明白了。”石原莞尔摆摆手就告辞了，他才不要海军的旧飞机，陆军自己手里都一堆过时货没脱手呢。
日军20年代的标准单座战斗机代号甲式4型战斗机，是法国纽波特29c-ⅰ战斗机的日本仿制品，这款飞机陆军还有一些用于训练，但其机身是木质隔框桁梁组架且是双翼机，不符合延安的要求。
随后的主力战斗机是中岛91式战斗机，1931—1934年间共生产320架，这倒是标准的单翼战斗机，还参加过太原会战，不过速度很慢，最高速度只有300公里/小时，目前已基本淘汰，石原莞尔认为这款可以对外输出，盘点了一下库存，发现华北方面军还有10几架，不过关东军库存比较多，有40余架。石原立即指示关东军把这些飞机连带配件全部送到华北方面军去，任由冈村宁次发卖，唯一的缺点是这款飞机虽然已是金属构架为主，但还不算完全的全金属飞机。
后勤部门还向他通报了另外一个情报：1935年桂系李、白派人前往日本购买飞机，并聘请日本飞行顾问，那时候就购入过中岛91式飞机12架。
“把上次价格也发给冈村大将，毕竟是旧飞机嘛，随便他看着卖。”
有人提醒他：“既然91式战斗机可卖，已停产的95式、97式战斗机{海军96式舰战的陆军版}为什么不能卖？这个库存还有好多！”
石原莞尔马上想明白了：延安只要区区几十架飞机，可重庆和其他方面的需求可能会要大得多、广泛得多，而他们未必看得上91式，便也批准了95/97纳入发卖行列，盘点后吓了一跳，97式除中岛本公司生产外，还交由立川飞机制造厂和满洲飞机厂生产，1937底开始生产到1942年停产时总产量超过3300架，是目前保有量最大的飞机，即便除去仍在一线执行任务的97乙改进型和司令部侦查型，也有将近1000架飞机可卖，石原莞尔二话不说就纳入发卖流程。
战斗机选定之后再选轰炸机就遇到了一些尴尬，因为陆军1938年才开始生产单翼轰炸机，首个型号是三菱97轻爆击机，虽然1940年就停产了，但因为产量有600多架，且性能勉强还凑合，又能俯冲精确轰炸，因此满洲和华北方面依然列入作战行列。最后还是有人提醒他虽然98轻爆生产时间更晚，但现在已全部退出一线，是否考虑发卖？
石原莞尔斟酌了半天，想到山本五十六的话，最终同意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卖！”
于是冈村宁次很快收到回电，同意他对gòng chǎn军发卖91式战斗机，98式轻爆，同意对政府军和地方军发卖95、97战斗机和98轻爆，同时还要求关东军把所有旧飞机和配件尽快转移给华北方面军便于出清。
这是真要大卖的节奏？冈村宁次也惊了，不过他再次体会到石原莞尔从中国收手的愿望之强烈——这些刚刚转入二线的设备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如果说都豆战车和89中战还不至于对部队构成致命威胁的话，那这些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很有针对性了。
海军次官井上成美中将听说这件事后也对山本五十六前几天的表态感觉诧异：“长官，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gòng chǎn军会借此强大起来。”
“强大？就靠从我们这买武器？”
“这又是战车又是飞机的，等于我们在亲手武装敌人——虽决定从中国方面撤军，可毕竟还没撤退干净，双方也没缔结和平条约，至少还是敌人吧？”井上成美想了想，最后挤出半句话，“这算是变相资敌吧？”
“我说他们的力量不一定能增强，你信么？”
井上成美摇摇头，片刻后想到一个可能，追问道：“是因为这些属于技术兵种，中国人学不会么？”
“学不会？这怎么可能？中国人可不比我们笨，海军兵学校因为不招中国人所以你看不见中国学员，陆军士官学校从前可是招中国学员的，成绩普遍都不错，超过平均水平。苏联布尔什维克为扶持gòng chǎn军，通过满洲、新疆、蒙古各方向帮助他们培养过一批军事人才，说得再直白一点，gòng chǎn军电台也不算少吧？他们的发报技术哪学的？是谁在用？更何况石原君刚才没说完整，我们出售飞机也好、坦克也罢，都可以带教员包学会的——只要给够钱就行。”山本五十六笑笑，“你信不信，只要我们卖了军火，过段时间gòng chǎn军就会找我们要教官。”
井上成美愕然：这要是传出去，一个日奸身份可跑不了。
“恨只恨gòng chǎn军太穷，要是他们有钱，我连巡洋舰或者海防舰都想卖他们一艘。”
这话别说井上成美愕然，就连旁边的古贺峰一听到这句话也大为诧异。
“想不通？”山本五十六看后者惊讶万分的样子，笑了起来。
后者老老实实地一鞠躬：“请赐教。”
“一艘巡洋舰值几千万日元，换成轻武器够装备10万人了。请问，10万人的gòng chǎn军厉害，还是一艘gòng chǎn军巡洋舰厉害？”
海军肯定本能地说军舰，但井上成美没有这么狭隘，他略一思索就有了答案：10万gòng chǎn军一旦在华北分散，将是非常难以撼动的对手，可1艘巡洋舰？那还不是联合舰队手到擒来的事？
“学会技术兵器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制造。这个世界上装备坦克飞机的国家大概有几十个，能完整生产坦克飞机的国家却连十个都没有，gòng chǎn军拿到了技术兵器又如何？他们有替换零件么？有后备发动机么？”山本五十六提点道，“还不是要问我们买？到时候我想卖就卖，不想卖它就是一堆废铁……学会开飞机坦克只要几个月，学会造飞机坦克可要几十年。”
“哦……”
“第三，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说政府军比gòng chǎn军强没人有异议吧？我们既然要退出来，当然要扶持弱小牵制强大——谁弱扶持谁，等将来他们两家开打，钱‘哗哗’地就流进来，然后我们可以管德国买更好的装备，敌人拿了新武器，我们也有新武器，大家都在增长，所以才说敌人的实力不一定会增强。”
这下井上成美彻底服了，连古贺峰一也暗暗点头：山本大将到底是gā zhān远瞩、胸怀全局，这番道理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之处。
山本五十六大笑：“不要以为我高明，论做生意的手段，堀君比我高明的多，他早就说过这个道理，奈何陆军马鹿听不进去——如果你们把中日战争6年来的军费换算成物资和产品，你们看能收获多少？”
两人一盘算，不由得惊呼起来：“至少100多亿日元！”
“这就是了嘛，现在造一条大和舰才不过3-4亿日元，保守点算5亿，20条大和级扔进去了，还死了这么多人。”山本五十六摇头道，“如果这100亿全部给海军造军舰，联合舰队马上翻一倍——我们还用担心南洋地区没有舰队协防么？马鹿们只有军功账，没有经济账，可恨！可恨！”
4月28日，小林光秀见证了延安与华北方面军最大的一笔贸易，价值150万银元，冈村宁次提供了豆战车、89战车、75山炮，另外还有12架91式战斗机和98式轻型轰炸机，延安方面验收的人员表示满意——这两款飞机他们都是在实战中见识过的，说明日本人还是有一点点诚意的。
当然延安的诚意也不小：150万大洋的物资包括银元、库存的金银首饰和大小黄鱼、从以前抄家中收获的部分古董、字画、珠宝、玉器乃至人参，另外还包括一部分粮食和棉纱，这都在小林光秀预料之中，但最后一样物资却引起了他的强烈求知yù wàng——边区特货
“这是鸦片？”小林光秀问道，“这是政府缴获的？”
陪同的干部摇摇头，压低声音道：“缴获的早就卖完了，这是边区农民种的……”
“种的……”小林光秀沉吟了半天，还是按捺住好奇心而没问下去——他初来乍到，马上打听这种机密事情不符合要求，于是他明智地闭上了嘴。
陪同的就是延安的保卫干部，他奉命向小林光秀透露这个机密：一来上级说了小林同志是自己的同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二来这笔交易还要小林光秀参与，将来就洗脱一点；三来保卫部门也有通过透露这个秘密试探小林光秀的反应和态度，目前看来，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适度的吃惊，以党性和责任感为基础的保密意识！
小林光秀经过好几年的了解和调查，才明白边区特货的生存与发展。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zhōng gòng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一是协款断绝。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重庆当局停止了对zhōng gòng的财政补贴“协款”——即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虽然重庆方面是按照八路军3个师的编制来进行发放的，但因为边区其他收入来源微薄，因此这笔协款在zhōng gòng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占边区财政收入高达73.54%，将近四分之三——不要理解为整个华北根据地的收入，只是说陕甘宁边区。
第二是全面封锁：在断绝协款的同时，重庆还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外界的大众物资运输再也到不了延安，甚至于青年学生要到延安也要经过重重关卡，哪怕有人来也会渗入重庆当局的密探。
第三是日军扫荡：扫荡压缩了根据地，增加了军费开支，更加剧了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于是zhōng gòng决定发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行动，最有名的就是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的垦荒。南泥湾在数十年前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但南泥湾的土地，种植的不仅是庄稼，还有大片大片的罂粟花。
实际上种植鸦片在民国时代并不稀奇，北洋时期陕甘两省罂粟种植面积分别占农田面积的90%和75%。这是陕北土地贫瘠，物产匮乏，民生艰难的环境特点决定的，鸦片烟苗价值高昂，农民出于利益衡量进行广泛种植并不难理解。到边区政府时期，对鸦片的管理其实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但形势比人强，危机的压力逼迫zhōng gòng必须寻求出路。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到只有原价的八分之一——意即超发7倍，考虑到法币本身就处于长期贬值和超发的过程，实际上边币超发十倍以上。这不但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引发了zhèng quán危机，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现象。这是在经济上对党表示不信任。
这种通货膨胀也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同年延安的小米价格以法币论上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6.38%。而在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13.85%，相当于八分之一的收成要交公。除去还要交给地主的地租，这个压力是很沉重的。同年陕西志丹县就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还发生了拒缴公粮的事件——这是政治上更大的问题。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zhèng quán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但这种种植只能缓解经济压力，无力全面改变，更不能应付日益壮大的八路军武装，为寻求出路解决，有人提议开启种植鸦片。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尤其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普遍流行的硬通货。经过激烈的讨论，现实压倒一切，1941年zhōng gòng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
方针很明确：对外销售，对内禁烟。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
这些话在大多数人的回忆录里都视而不见，因为这是需要隐晦的内容，但外国人就没这么多顾忌：1942年至1945年，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以gòng chǎn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zhōng gòng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写下了《yán ān rì jì》，里面直截了当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甚至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má zé dōng的话，“má zé dōng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zhōng gòng中央主席的看法。”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译者注：关于党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我们始终强调不要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要看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整体，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大局，是否有利于zhèng quán的稳固与发展，这三个有利于是判断边区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如果按现行观点，南泥湾垦荒还造成了环境改造与湿地破坏。讲这些话的人都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小林光秀素来有翻阅档案，查找底稿的习惯，又懂的中国文字，所以他后来看到了“忻州鸦片档案”：上面记载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光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种洋烟》这曲民谣就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鸦片贸易最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后来zhōng gòng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这一点边区政府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鸦片在政策上绝对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yán ān rì jì》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guó mín dǎng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冷冰冰的数字也显示出鸦片的重要性：1943年zhōng gòng从鸦片统销获利的规模为岁入的40.82%，填补了因重庆军饷断绝的空缺。
鸦片贸易中涉及隐秘，所以必须军队参与，而且还必须是正规军参与——边区负责内卫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都做鸦片生意，除了生意以外，他们还要对私下种植并贩卖的农民予以追究，最大限度地确保统购统销落地——所有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因为关于等级和数量，还闹出收购站与农民的纠纷，甚至还逼死过人——受了气的农妇回去后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译者注：极少数事件，且背景原因极其复杂，不能单纯用收购纠纷来形容】
农户种鸦片收割获得在5两以下免税。5两以上按累进税计税，比较典型的税制如下：
1、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2、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3、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4、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5、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6、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wǔ bù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出售鸦片后获得的也不是硬通货，而是执行易货贸易，直接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
档案中有份《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很耐人寻味，指出：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资料{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这里所说的药材，就是历史上常说的边区特货——鸦片！
依靠着特货的供应，边区度过了1941-1944的经济难关，不但换回了大量物资和粮食，还带来了武装，单纯批评这些特货的毒害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不允许这些毒害下去，那边区就要饿死人了，与其部分人饿死，不如更多人分担一点毒害，至少吸食点鸦片还不至于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