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延安只有不到1小时的路了，安子文和小林光秀已在延安来的人员护送下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那宝塔似乎都已经依稀可望。
“光秀……”
小林光秀疑惑不解地转过头，看着安子文，听他嘴里说出这句话，不禁大感诧异——安子文向来叫他“小林同志”或者“小林主任”，在他印象中还是第一次称呼他为“光秀”
他迷惑不解地问道：“安书记，你有心事？”
安子文脸色凝重地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
这种犹豫不决又有点凝重的表情在路上已不止一次地表露出来过了，随着距离目的地越近，这种表情就越明显。小林光秀明显感觉到了安子文的复杂情绪和那种欲言又止的心情，便笑道：“安书记，你平时都当我是同志看的，如果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的地方，直言不讳地批评我就好，同志之间要坦诚嘛。我是日本人，又是旧军官，还对中国人民犯下过不小的罪行，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需要反省，你私下和我说和大会上说对我的帮助是一样的。”
“其实也不算批评。”安子文不知道自己这句话算不算是违背中央的指示，中央是明确说要再对小林观察审查的，如果那样就需要对方继续暴露，但现在他提醒的却是，“延安的情况很复杂，你刚来不明白情况，也不熟悉有关人员和他们之间的纠葛，所以有些话你要谨言慎行……哪怕你不认可这些观点，也不一定要表现出来。”
小林光秀皱起眉头：“延安在进行权力斗争？类似日本那样皇道派、统制派的权利倾轧和pài xì dǒu zhēng？”
“不是权力斗争，是整风……”
“整……风！”小林光秀咀嚼着这个有些陌生看又看上去不难理解的词语，“整顿纪律风气？”
“不光是这个……”安子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整顿头脑里的不正之风……”
“这是好事，是要提高思想觉悟。”
“可你的说法、做法就不符合整风的要求。”安子文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道，“不要议论中央的大政方针，不要议论中央的历史和以往决策，不要议论中苏两国关系，不要议论苏共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你是个参谋，你可以说点军事，少对政治发表看法，特别是敏感政治。只要有人针对你，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抓到把柄。”
“我懂了，要谨言慎行！谢谢你，安书记！”
【作者注：小林光秀和安子文两个人都没有想到，当年这段关系特别是这个再正常不过、同志般的好意提醒，后来在“运动”中变成安子文的罪状，打倒安子文的罪名好几条，最重的一条就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
那么，安子文如此提醒小林光秀，真的单纯出于同志情谊么？当然不是！安子文没有这么天真，这么天真也当不上太岳区委书记，他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知道政治斗争的厉害，小林光秀这个人物用得好固然是他安子文工作努力、领导有方，用得不好，他安子文首先就有失职、失察的责任。于情于理，他都不希望小林光秀出事，至少现在不能出事，如果小林光秀将来好几年以后再出事，那就和他安子文无关了。所以眼下整风这个当口，必须要想方设法让小林光秀注意。
帮助归帮助，说假话是不行的，那是罪加一等，所以他只能用隐晦的办法提醒——这已经有点儿越线了。】
安子文和小林光秀去延安，正好是整风运动的gā chá。má zé dōng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fǎn duì dǎng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fǎn duì dǎng八股以整顿文风。同年6月，zhōng gòng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小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的2月铺开，大规模则在6月份以后，按照既定规划，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大体分为三部分：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太岳军区作为八路军直属机构，当然属于第一类——列入这一类的人员大约有4-5千人，大体需要团级以上的职务。而太岳区委书记安子文自然是首当其冲，第一批被列入，在他之外，陈赓、王新亭等人也免不了。
本来安子文1月份就要去延安报到，可因为突然多了一个小林光秀，时间硬生生拖到了3月，安子文是很注重与延安联系的人物，这2个月他听到了很多消息：此时中央党校已空前扩大，全校共分为6个学员部，为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领导，延安决定成立总学委，má zé dōng为主任委员；总学委下设分学委。此时，中央党校由má zé dōng兼任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单位，而他安子文就要去中央党校报到。
安子文从来没有把“整风”当成是单纯学术争论，或者“工作风气整顿”这样温情脉脉，可以任意施展的地方，他考虑得很清楚，整风就是内部的政治斗争，是内部的路线斗争——是两种政治观点、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
当然这两种观点与路线与以往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是有区别的，更由于当年“打击ab团”、“肃反”留下的教训很深刻，所以现在要有含蓄的名词来进行掩饰，说到底整风就是要干一件事，把全党的思想全部统一到一个认识高度、一个认识维度上来，至于这个高度和维度是不是绝对正确，从来没有人有这个奢望——所以你不要指望攻击这个维度中的缺点和漏洞来达到推翻整风的目的。
孤立在1942年看整风，当然看不明白，但安子文既然是老革命，就不能不懂历史，能不看从前：遵义会议前后，随着中央苏区在实践上失败，博古路线在政治上失败，在毛的启发和诱导下，张闻天和王稼祥相继从原中央政策的拥护者转变为批评者，成为毛要求改变zhōng yāng lǐng dǎ的重要支持力量，在张闻天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编者注：事实上的zhōng gòng中央zǒng shū jì}，1935年chūn xià zhī jiā，má zé dōng也取代了周恩来在红军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地位。至此，毛与张一个全力掌管军事，一个集中精力于党务，两人开始密切合作。
随着长征胜利，毛的地位得到巩固提升，已完全压倒了张，但在党内同僚压力下，他还只能违心接受对zhōng gòng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zhōng gòng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亘在má zé dōng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仅来自莫斯科，也因为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同样也是毛与张政治结合的基础。但安子文知道，这并不是毛内心真正接受的观点。毛认为过去十年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而张等人认为过去路线是正确的——只不过执行者出了偏差，敢不敢质疑这条路线，成为对历史、对苏联态度的分界线。
这条结论不推翻，毛永远是莫斯科路线的执行者，只有推翻这条结论，毛才能实现“将马列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希望{编者注：所谓第一次理论飞跃}，才能掌握主动权。毛等待着，他相信关键时刻总会有人站出来——1937年春夏之际，liú shǎ qí站了出来，就十年路线问题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写了两封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中，大胆地突破了gòng chǎn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zhōng gòng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来尤其是zhōng gòng六届四中全会以后zhōng gòng的极左错误，认为：
1、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左倾错误，他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
2、反复抨击zhōng gòng“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特别集中抨击了zhōng gòng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线。
3、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zhōng gòng六届四中全会后的zhōng yāng zhèng zhì jú，暗示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zhōng gòngzhōng yāng lǐng dǎ机构的明显意图。
这里明显的斗争矛头是王明，但实际上张闻天也在其中——按照安子文朴素的观点，张和王只有执行路线程度和方向的区别，没有贯彻路线不同的区别。
张当然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便进行了理论和历史争论，对于这种争论，安子文当然没资格参与，不过他看得很清楚：毛置身于争论之外，不过对liú shǎ qí明显表示同情，换而言之，他希望刘的意见能被zhōng yāng lǐng dǎ层所接受。但由于反对刘的声音较多，他又担心刘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公开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虽然最终刘的观点因为遭到普遍反对而决定从长计议。但安子文清楚，刘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这次论战中发现了liú shǎ qí的杰出才干：首先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有不俗的理论能力——认为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也符合毛对张这种马列理论家的态度。
斗争很迅速有了结果：张的威信被削弱，而刘在次年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不过刘的中心在华中，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而安子文这个时候也飞速蹿升起来，1936年还只是北平市委组织部长，2年后就在北方局支持下担任了冀豫晋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再过2年又担任了太岳区委书记——和老革命陈赓平级，甚至在党内地位还高于陈赓。为什么能这么快，当然是领导有期待——刘的精力都在华中，但北方局也需要有人帮他盯。
这次到延安，给安子文安排的职务是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这背后的含义不需要看就懂——老领导给予了更高期望，所以安子文心事重重——对他而言，小林光秀到底是一枚能助力升天的火箭呢还是一颗将他炸得粉碎的zhà dàn？
不幸的是，这两种判断最后都实现了，虽然不是同一时期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