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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在延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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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延安之后,负责接待的人员迅速安排安子文和小林光秀住下,考虑到小林光秀暂时和其他人不熟悉,一个人住着也不方便,就安排安子文和他同一个窑洞,另外还给两人配了4个警卫员,其中2个是安子文从太岳军区带出来的,还有2个是延安方面安排的。


 说是警卫员,安子文哪里敢真把他们当警卫员用——这都是zhōng gòng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的人,换而言之是延安的保卫干部。考虑到小林光秀的重要性,现在给他充当警卫员的很可能是重要干部,说不定还是处长、科长等富有经验的“老革命”。从年纪就可以看出来了,太岳军区带出来的警卫员不过20岁左右,延安派过来的“警卫员”都在30岁以上。难道延安真派不出年轻人?明显是有问题的嘛。


 不过这消息可不能再和小林光秀透露,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安子文住下来后就感觉到忐忑,他不知道中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反而很想快点把小林光秀移交出去,只要上面有人接手,他就爽爽快快地去担任党校二部副主任,而不是这样提心吊胆。虽然二部副主任可能也会面临惊涛骇浪,但那些情况他熟悉,小林光秀这个人他到现在还不敢说完全看透。


 虽然总说gòng chǎn党员没做亏心事就不要提心吊胆,可安子文现在自己心里没有把握,所以就有些心事起伏。


 由于上次内战期间,上海的中央机关经常遭到冲击而损失惨重,残酷的现实提醒zhōng gòng必须预防突然袭击,必须预先掌握敌情。在这种情况下,到陕北后,zhōng gòng中央决定成立má zé dōng亲任局长的中央调查研究局,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9月,由于重庆方面加剧“fǎn gòng”、“排共”,同时又派遣大批特务伪装进步青年向延安渗透,zhōng gòng中央又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zhōng gòng中央和zhōng yāng jūn wěi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


 zhōng gòng以往都是一个机构兼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现在第一次成立专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机构,说明zhōng gòng在情报战线已开始成熟起来,由“防”向“攻”转变,说句实话,与guó mín dǎng中统、军统、保密局互不统属而又分别负责情报工作并相互攻讦、相互使手段的情况相比,gòng chǎn党的情报组织一开始就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中央情报部机构是在原中央社会部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仍由中央调查研究局领导。1942年冈村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zhōng yāng jūn wěi任务加重,又把中情部中的军事部门大多分回军委总部工作,因此现在zhōng gòng中央情报部的主要斗争矛头是获取政治和战略情报,战术情报不是主要目的。


 在设置上,zhōng gòng中央情报部与zhōng gòng中央社会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指导情报工作时用中情部名义,指导内部保卫工作用中社部名义,兼任中社部和中情部两个部部长的是康生,中情部副部长理论上是三人,从排名来说,第一副部长是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二副部长是军委副总参谋长yè jiàn yīng{兼任八路军参谋长}、第三副部长才是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


 但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和干部管理,不太过问情报战线的工作,王稼祥因病没到职{作者注:病不重,自觉靠边站,免得沾染太多},yè jiàn yīng本来就来得不多,华北军事任务加重后,他的工作重心全部在八路军参谋长职务上,实际上也不太管,因此情报部的常务工作实际由副部长李克农主持。


 【作者注:实际上这也是毛和周精心安排的,虽然李克农很重要,但在党内地位和资历还差一点,用这种人事安排方法既不会让李的职务显得突兀,又不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当年中央特科有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下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情报专家。换而言之,李克农的党内资历和这几个人差不多。可康生是什么资历?1930年就是中央组织部长,1934年就是政治局委员和zhōng gòng驻gòng chǎn国际代表团成员,两人正副搭档,同时兼任两个秘密战线的正副部长,提高的其实是李克农的地位。在早期zhōng gòng体系内,这种人浮于事的局面一般不可能出现,如果有,那一定是有特殊需要和特殊情况。】


 当然,还有只出任中社部副部长但不兼任中情部副部长职务的人,谁呢?潘汉年!此时潘汉年主要负责江南、华南一带的情报和社会统战工作,主要活动区域是新四军的范围,主要和华中局和新四军汇报,但潘汉年的正式对外职务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历史就是这么奇怪。


 【作者注:不让潘汉年兼任中情部副部长职务也耐人寻味,潘难道不懂情报么?难道潘不会地下工作么?非也!只是说明当时上面不考虑让潘汉年来分李克农的权力,所以才这样安排,这个注脚也说明了历史上潘汉年的遭遇和下场是什么导致的,完全一点都不奇怪,后来很多事早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就埋下伏笔了,只等机会合适进行清算——真以为是他见了一面汪精卫就被打成内奸?naive!】


 “安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今天你们先安顿,休息。晚上会有首长和其他同志来探望你们。”抵达目的地后不久,就有zhōng gòng中央办公厅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局的人员前来接洽,对方自我介绍叫张云,是机关管理局的副科长。


 “晚上哪位首长要来?”


 “徐向前校长!另外林哲同志也会来。


 徐向前安子文认识,原来129师副师长,现在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译者注:抗大】代理校长兼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


 抗大前身是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称这个名字,最早是lín biā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má zé dōng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lín biā抽调。


 最初学生主要是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因此这个时期要由lín biā、刘伯承等亲自压阵,由他们负责讲解战略和战术问题,到后期,抗大开始大量招收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而来的爱国知识青,这个时期抗大的教学重心就开始发生转移,从军事和战略逐步过渡到政治、思想和其他社会工作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年轻干部,当然军事科目依然开设,但不是重点。


 抗大最开始的学制是4个月到半年,抗大一期和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到后来逐步拉长为8个月、1年,到抗大8期的时候,学制已拉长到了3年。是后来者更笨一点以至于需要学3年么?当然不是,主要缘由是后来者都是革命的爱国青年,有热情、有文化,但政治思想和觉悟改造还需要时间,因此半年这种短训班是不合适的,3年或许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情况来。而徐向前接手的时候,直接就已经是长学制的抗大了,而且给他的头衔还不是正式校长,他是代理校长,虽然大家都不提代理这两个字眼,不过高层是有数的,校长帽子还是戴在lín biā身上——哪怕lín biā在苏联养病期间,这头衔都不曾拿掉,只让罗瑞卿以副校长职务负责。


 【作者注:现在很多历史书经常避重就轻地谈问题,仿佛lín biā只做了抗大的挂名校长,在平型关战役结束后因为负伤就去了苏联,实际根本不是这么一说,lín biā1937年9月末就负了重伤,很快就转移到延安养病,到次年年初时,身体已大有好转,这时候lín biā不过30岁,身体机能还是很不错的,38年5月,lín biā在抗大作《抗大的教育方针》的讲演。má zé dōng亲自为讲演记录稿作了修改,将“我们要无条件地进攻,有条件地防御”一句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


 毛历史上在抗大讲过26次课,其中25次课是在1938-1939年lín biā担任抗大校长期间讲的,抗大前后8年,为什么只有2年时间却讲了25次,另外6年只有1次?因为只有林请得到毛!


 毛当初在讲演中说:全国只要有500个lín biā,就能打败日本。还以lín biā为例,说明到抗大来最主要的是学习一种革命精神……“lín biā说是黄埔毕业生,其实在学校里只学习了4个月,学到了什么呢?四大教程一条也没记住,但有一件东西是得到的,就是那时的革命精神!”所以,我党有些事早在20年前甚至30年前就已埋下伏笔了,再不信?去看看习的同僚,30年前与习是何种关系?】


 早期毕业的学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随着根据地扩大,对人才需求愈加迫切,抗大规模也在不断膨胀。到39年,抗大总校、陕北公学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在陕北留下抗大三分校,随后各大型根据地都组建了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据地负责人兼任校长。43年初,由徐向前担任校长。


 【作者注:所以千万不要把抗大看成是一所大学,抗大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干部培训班,培训成绩的好坏,不取决于那点可怜的分数,而取决于你在课堂内外的表现,至于怎么解读表现,那就没有统一标准了。】


 历史在蝴蝶效应的冲击下发生了惊人的改变,历史上lín biā回国以后,身体依然不是很理想,zhōng gòng中央和毛让他做了挂名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实际不用参加主要工作,参会与否都悉听尊便,lín biā大部分时间都不去,除非毛有特殊要求,他的精力一方面用于和重庆方面谈判国内问题,一方面用于思考全国乃至全球的战略局势。由于和蒋谈判无疾而终,因此lín biā的工作就变成了后者。按照既有的历史轨迹,lín biā要到1945年才重新登上焦点舞台,可随着霍夫曼的穿越,堀悌吉的南太平洋海战胜利和封锁印度洋声明发表,毛就关于苏德问题和世界战争问题的请教就越来越多了。


 今天本来安子文两人一抵达,中央主要领导就要来探望的,之所以推迟到晚上就是因为要听取lín biā汇报的国际局势,所以只让办公厅通知徐向前和林哲去。


 “林哲同志?”安子文一愣,这名字比较陌生,他下意识地问道,“这是哪位?”


 “就是冈野进同志。”


 说道这个名字,安子文就知道了。小林光秀还不知道,莫名其妙地问道:“冈野进?听着像日本名字,是日本人?”


 对方笑着点点头。


 经过安子文的解释,小林光秀终于明白林哲或者叫冈野进的是谁了——这是日本gòng chǎn党驻gòng chǎn国际代表、gòng chǎn国际执委野坂参三的化名!


 1940年春,在gòng chǎn国际工作多年的野坂参三从莫斯科秘密来到延安,当初的任务很明确,“返回日本发动对日本军阀的斗争”,但由于潜入日本比较困难{编者注:日本户籍和人口控制比中国严格的多},因此决定先到延安,“在中国战场与日本军阀战斗,对日军俘虏进行革命教育,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因


 当时延安已成立日本问题研究室,但周恩来认为研究人员的知识肤浅、陈旧,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希望野坂首先展开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研究。zhōng gòng中央非常重视具有日共中央委员和gòng chǎn国际执委双重身份的野坂参三,má zé dōng、王稼祥和野坂组成了日本gòng chǎn党支援委员会,专门决定有关日本工作的问题。另外zhōng gòng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也吸收野坂为领导成员。


 由于苏联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正式外交关系,考虑到不应该给外界以苏联派野坂参三到延安从事fǎn rì活动的印象,野坂先以“冈野进”,后以“林哲”为名活动,被zhōng gòngzhōng yāng jūn wěi总政治部聘为顾问,特别指导敌军工作部,形成了以野坂为中心、以王学文部长和李初梨副部长为主要领导的体制,开始对日军瓦解劝降工作,还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同时着手研究日本问题和培养zhōng gòng的日本研究人才。


 日本问题研究会在野坂主持下,每周六下午开座谈会,基本上是由野坂做报告,然后会员提问并进行讨论。参加者有李初梨、赵安博、江右书、王晓云、庄涛、刘国霖等担当日本研究和敌军工作的干部。{编者注:李、赵、王、庄等后来成为gòng chǎn中国的知日派}。


 徐向前和林哲显然不是来看他安子文的,目标是为了小林光秀,根据这个思路,安子文马上可以推断出中央对小林光秀的安排:去抗大待一段时间担任教员,同时直接接受野坂参三的领导,开战日本问题研究和对日敌军工作。换而言之,交接之后,他安子文的责任可以放下了。


 他大大地松了口气,心里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便笑道:“怎么能让首长来看望我们呢?或者我们上门去拜访?”


 张云笑着摇摇头:“你们也不熟悉首长住在哪里,上门恐怕也找不着,还是等首长来吧……首长他们现在还在开会。其他生活上有什么需求,您可以和我说,也可以和警卫员说,他们对延安的情况比较熟悉。”


 “明白了,给您添麻烦了!”送走了张云后,小林光秀忽然在安子文耳边嘀咕道,“安书记,我怎么觉得给我们安排的两个警卫是特务?”


 “别……别乱说……”安子文一颗心吓得“砰砰”跳——我的光秀祖宗,你刚答应我不乱说话的!他勉强笑道:“何以见得?”


 “因为我发现你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同,不像书记见了警卫员,倒像是……”小林光秀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个,我们是客人,他们在中央工作,当然要格外客气……”


 “我不觉得。”小林光秀笑笑,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的观察还是很敏锐的,而且我还听到他们在和你的警卫员闲聊……他们的问题看似很普通,但我听来却大有深意……”


 安子文真的被打败了!他忘了小林是个观察很仔细的人物。


 “他们是保卫干部吧?”小林光秀问道。


 安子文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半晌后,心情复杂地点点头。


 “我懂了,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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