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正确的情报，再加上充分的战前部署，打这一仗就比较容易了。考虑到对手兵力不少，林林总总加起来3000多人，那天被我们发现的搜集粮食的是他们四处派出去的其中一股，他们有很多人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满洲由于气候和地形的缘故，冬季十分难熬，游击队不仅缺衣少粮，还很少有安全的隐蔽场所，所以通常冬季之际他们都进行分散，化整为零，我带着部队扑过去之前正是他们最后一次集中，再过几天就要分散了，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
作战时我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当然不是简单地只围上三面故意露出一面，那样太明显，我手中有一个完整的大队，我把其中三个中队安排在其余三面，给他们各自加强了一个机qiāng小队和满洲军一个营，然后又让李将军带着他的人马守在西面，给他的命令是“许败不许胜”，不过不能一交手就败，得打一阵子才能装出力战不支的样子撤退，而我带着大队部、最后一个中队和炮兵小队压在李将军本部的后面。
一般说来，向东是松原城，越往东越靠近繁华地带，游击队不会往这里撤退，能撤退的就是北、西、南三面，尤其是西面是最好的撤退场所。
实际交手后的场面也印证了我的判断，在遭到我军突袭后，敌人如同炸窝的马蜂一样开始乱窜，试图向各个方面突围，但都被我军拦截了下来——我给部队的指令是不要急于上前，要步步推进，稳扎稳打逐步收紧包围圈。慌乱过后，敌人开始自动集结起来并尝试向各个方面试探寻找薄弱之处，最终找到了李将军头上。一般而言满洲军的战斗力不如我们，所以游击队寻找的目标和对象很明确，他们一边留下部分队伍阻击从其他方面围上来的兵力，一边拼死冲击满洲军的防线。
在抵抗一阵以后，满洲军确实出现了动摇，李将军就根据我刚才的要求传令撤退，看上去非常逼真，阵型也很慌乱，故而敌军以为有机可乘，便全数拥过来，此时人数大约有1000人。我在后方用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等敌军困兽犹斗的锐气消耗得差不多时，便命令92式步兵炮率先开火：他们逃跑的路线我事先已嘱咐进行了标尺瞄准，因此3发以后就准确地将炮弹投入突围部队。
遭到我军迎头痛击之后，敌军不知道该怎么办，一部分人想要继续往前冲，一部分人则试图从两翼迂回，但他们在刚才的冲锋中已消耗了大量的体力和dàn yà，面对我大队部{编者注：含运输中队}、步兵中队和炮兵小队的拦截，已基本无力整体突围，只能四散而逃，各自为战。
是役我带兵一共消灭游击队1700余人，其中当场被我军击毙700余人，重伤后不治的近300人，另外受伤被俘和战场主动放下武器的将近600人，大约有100多人趁着包围圈间隙予以逃窜。根据俘虏交代，得知这是所谓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和第一军独立师大部，然后还有义勇军、东北抗日救国军、吉林救国军等林林总总的番号，我当时粗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4个军一级番号，3个师级番号，团{支队}番号20多个。
那时候我就狐疑极了，因为我对中国军编制是有研究的，知道在军阀体系下一个军至少得有一万人{这已经是极为偏少的情况}，现在有这么多番号，但人数只有这么一点，就算是他们连年经过打击损失很大，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番号而只有这么点人手，难道我把大鱼放跑了？再经过深入了解，我终于弄明白这些眼花缭乱的番号是怎么来的。这都当初剩余的张学良部残部、警察、先编入满洲军又反叛、自发成立的游击队、gòng chǎn党组建的部队、土匪武装共同形成的大杂烩。
在这种体系下，有个几百号人就敢自封为军长、师长，没有人封营长、连长——见人矮一头嘛。即便凑在一起也找不出威望最高的人物来领导，只能大家商量着办事，这对于统帅一支队伍是极其不利的，但却是当初游击队的真实写照。
另外我还通过审讯俘虏知道一个情况：除乱七八糟张学良的旧部外，所谓的gòng chǎn党自己也是派系杂乱、互相对立的。满洲事变以后，南方gòng chǎn党曾派遣杨靖宇等人赴满洲组织游击队，另外在此之前还有所谓的zhōng gòng满洲省委等地下组织，等到南方gòng chǎn党在江西失败，被迫长征抵达陕西时，他们已失去了和满洲的联系，改由苏联布尔什维克联系。而苏共也不直接出面，是通过所谓gòng chǎn国际的招牌。
我前面说过，我之所以没有从半个布尔什维克转化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于看不惯苏共的做法，只强调保护苏联的利益，服从苏联的大局，甚至不顾当地实际强迫他们满足苏联的利益，这本质上另外一种dì guó zhǔ yì。当然dì guó zhǔ yì时代嘛，一切都是如此。他们指导满洲的游击队并不是帮助中国收复领土这个角度出发的，而是为骚扰关东军、防止我军北进、刺探帝国军事情报和兵力等，所以满洲抗日武装做过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有些是纯粹主动找死的行为，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这么蠢，但后来我就明白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这些行为是蠢，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这些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所谓满洲的游击队打到最后，在帝国和满洲军连续不断的清剿下，从席卷几十万人到只剩下7-800人，被迫退往苏联境内。等到苏联在欧洲战场失败，急需通过帝国换取报名的粮食和其他交易时，这些抗日游击队便成了交易筹码。经帝国提议，苏联默许，关东军在昭和19-20年间{1944-1945}越境清剿，彻底消灭了满洲游击队。
【译者注：一家之言，请注意批判鉴别】
此役根据俘虏交代，打死了好几个重要人物，是他们所谓的军、师长或政治部主任，但年代已久，名字我记不清了，在逃亡人群当中有几个更著名的人物，如周保中等，当时并未抓住，而是让其侥幸逃脱。在抓捕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由于残敌化整为零，我就让早已准备好的滑雪分队执行快速追击任务，虽然我们并不熟悉当地地形，但速度快，给养充分，人数多，战斗力是不容小觑的。
为了提高滑雪分队的战斗力，我抛弃了传统的步兵炮和机关qiāng，也抛弃了过长不易携带的标准步qiāng，换上了可以连发的冲锋qiāng和毛瑟手qiāng【译者注：驳壳qiāng】，帝国陆军由于强调射击准确性以及后勤承担困难，不太注重发展冲锋qiāng，一直要到昭和18年以后面对自动火力成为世界主流才如梦初醒，但这并不代表关东军没有冲锋qiāng。拿下满洲之后，我们从张学良部手中缴获了大量被称之为花机关的冲锋qiāng和毛瑟手qiāng，我就利用这批武器武装了滑雪分队，当然为了保证压制效果，还带上了帝国陆军的传统武器掷弹筒。
根据作战规划，100-300米距离上用掷弹筒压制，100米左右用冲锋qiāng突击，50米内用毛瑟手qiāng进攻，我之所以能熟练地双手使用这种手qiāng，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由于毛瑟手qiāng连发时qiāng口后坐力很大，我们又从中国军队这里学到了横扫开火这种方式。至于帝国的南部式手qiāng——额，这种垃圾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几乎没一个人喜欢。太平洋战争尤其是欧洲联系打通后，帝国从欧洲淘到了大批勃朗宁、鲁格、柯尔特等手qiāng，不但性能优越，价格也便宜很多，凡新派到中国战区的军官，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配发的南部手qiāng换掉，换勃朗宁、换鲁格甚至换苏联手qiāng或很笨重的毛瑟手qiāng，反正没人要用南部货。
到最后上海黑市上出现了大量低价销售的南部手qiāng，最便宜时只要30大洋一把，多半被富人买去防身，因为这件事，南部手qiāng后来被勒令关闭生产。
这样的滑雪分队火力是十分凶猛的，在冬季小股追歼作战中打死了不少游击队
在这次伏击战最后的扫尾工作中，我们派出部队追寻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生存不下去，被迫逃进农庄里，这里出现很多种情况，一种是被农庄拒绝的；一种是假意接受然后被人告密的，这些都好处理，最难处理的是被人掩护且一时间很难区别的。
这里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知道有些部队在搜捕时面对这种情况是犯下很大错误的：他们或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老百姓在一起拷打，或者随意挑选将部分老百姓进行处置，总而言之比较残酷，还有个别趁机杀良冒功，我都见到过，不一而足，我只说说我亲身经历的搜捕。
我第一次搜捕就是在伏击战役之后，而且说来很巧，搜捕的对象逃到我上次吃饭过的农庄里。当李将军报告有人怀疑混入游击队时，我就相信了：他们既然能把稻谷故意洒落在地上接济游击队，自然也能干出掩护游击队的事来，我考虑了半天，最后下定决心，让部队把农庄团团围住，然后我一个个来甄别。
这是项很复杂、很累的工作，要从一大堆人中鉴别哪个是良民，哪个是游击队很困难，但我反对不加甄别地予以处置，我对下属说：“你们要弄明白一件事，我们剿匪是为了把土匪剿灭干净，不是为滋生更多的土匪。如果我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老百姓杀死或者部分杀死，那么其他剩余的人就会感觉到走投无路，只要有人一煽动就会变成土匪，但如果我能针对性地把人找出来并加以惩处，他们就会知道皇军的厉害而不敢肆意妄为，其他人也就不敢”
村民全部被聚集在了一起，我先问：“有没有躲在里面没出来的？没出来的就证明是心怀不轨！给你们十分钟时间把人全部叫出来，否则就不客气了……”
这威胁是很厉害的，当时就有老百姓哆嗦了起来，后来陆陆续续又出来一些人，我看了看，基本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妇女，我心里基本有数了。老实说，帝国陆军军纪有好有坏，好的是那些当兵不久的部队，坏的是30多岁重新征召的退役兵，他们已在社会上厮混过一段日子，当然也和军官素质有关系。所以我对南京事件【译者注：南京大tú shā】是感到很抱歉的，同时也不否认我军在中国其余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tú shā或虐杀{当然规模很小}，这都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我自己就看到过报告，不想为这种事情抵赖。
【译者注：虽然承认了部分事实，但有避重就轻的嫌疑】
有一点我要解释或辩解一下：帝国陆军当初在中国杀人和德国党卫军进行集中营对犹太人处置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杀人要么是泄愤，要么是震慑，不是基于种族或其他因素的清洗或者灭绝，换而言之，只要你表示恭顺和效忠，并不会继续迫害，至于歧视，我想这是很正常的。不要说日本歧视中国人，中国人之间就彼此互相歧视，城市人口歧视农村，大城市歧视中小城市，不一而足。
如果不理解这样的情况就不能理解满洲国的运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帝国是要吞并满洲并最终将其变为本土的，如果那样，帝国应该用武力封锁满洲国境然后有组织地进行人口清洗，把这里的中国人全洗光了让日本人移民过来不就全是我们的么？日本不是人口不足，日本是人口过剩。40多年前日本人口将近中国四分之一，但日本领土才只有中国的多少？10%还差一点。但帝国没有这么做，我们只希望满洲国民能通过教育认同我们，把他们全部改造好。
但德国当初是怎么对待犹太人的？他们不但予以驱逐且加以不加区别的清洗，无论是否效忠德国，当然后期元首为国家形象也为战时经济改变了这个政策，但毕竟造成了一些后果。后期犹太人在非洲建立的国家对附近非洲黑人的清洗才叫种族灭绝，所以现在有一批犹太人、尤其是身在美国的犹太人天天嚷“种族灭绝”，自以为占到了道德制高点，其实看看他们的同胞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会更清晰。
面对集合的村民，我让老人、妇女、孩子围成一个圈，告诉他们：“我相信你们不是游击队，你们等会可以先回去……不过先要让我们的部队把村子搜一搜。”
这就让他们大大松了口气，也相信我是愿意讲道理的，有几个村民已认出我就是前段时间来吃过饭的鬼子{自注：这是骂人的话，相当于我们骂支那猪、英米鬼畜一样，不过中国语义中鬼子可以和很多次连用，比如德国鬼子、美国鬼子，最让人好笑的是我投奔八路军并立下一点功劳后，中高层管我叫小林同志、小林君，普通士兵和当地老百姓管我叫好鬼子，真是哭笑不得，后来内部下了特别通告，告诫士兵不能称呼我们为鬼子，叫好鬼子也不行，必须称呼日本同志，不过他们只管得了部队，管不了老百姓，我还是偶尔有耳闻，当然我这个人天生豁达，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如果计较的人多半要气死了。}
【译者注：这就和现在美国称呼黑人一样，negr当然不能说，bck也有问题，非要说africaamerican才标准，可实际上歧视不歧视黑人不在于叫他们什么，中国人心直口快或者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叫一声negr未必是歧视，美国人彬彬有礼说africaamerican也未必是不歧视】
剩下的男人就好办了，我装作一边和村长随意聊天，问他村里的情况，一边示意他说哪个哪个是谁家的……但这只是掩护，真正的杀招是我教授给李副官的，他从投诚的俘虏中找出了一个嗓门大、中气足的军官，让他躲在一旁，然后出其不意地吼一嗓子：“zhà dàn……卧倒！”说罢就自己率先趴下去了。
这一声一吼，满洲国军自然是手忙脚乱地趴下去，然后村民们也出现了骚动，人堆里有几个条件反射般地做出反应，但又马上醒悟过来——不过已来不及了，我手下的人听不懂中文，但是能看到村民这里的情况，已牢牢锁定了嫌疑人。
我朝他们笑笑：“自己出来吧，别躲在老百姓堆里害他们了，你们当游击队自诩为掩护老百姓，可不能让老百姓掩护你们啊，否则当兵还有什么意思？”
用了这一招，我们最后抓住3个游击队，至于其他还有没有隐藏更深的游击队呢？我估计基本是没有了。
抓出游击队后，我对村民宣布道：“你们把稻谷故意洒落在道路上、农田边，我已放过你们一次了，这一次你们又掩护游击队，不加以惩戒是不行的，如果还犯第三次，那就只有杀人了。”
这一次的处罚结果是，掩护游击队的三家男人每人挨了10鞭，村长管教不力，5鞭。鞭子抽在身上当然是痛不欲生，可至少比送命好啊……
虽然李将军、李副官和我手下都认为我惩处轻了，但后来再回过头去看：这个村治安是最好的，不但再也没有发生过窝藏游击队的事，后来还帮我们抓住了2个游击队要犯，在我的提议下被评为了模范村。如果当时我为了泄愤杀几个人，很可能就在他们心底埋下仇恨的种子而诞生更多的游击队。
12月中旬，讨伐工作告一段落，我返回新京述职，报告了我的战果、战术还有想法，同时又表示我现在正利用游击队内部投降归顺的人员在滑雪队配合下进行穷追不舍的追歼，我消灭了1700的游击队，而自身损失不到200人{三分之二是满洲军}，战果相当辉煌，板垣副参谋长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决定给我表彰并申请勋章。同时又让我把经验总结好在关东军进行推广，并在第二年一月份组织了培训班，把所有中佐、少佐、大尉级军官全部聚集到新京听我讲述这套方案。
整套方案被概括为：封锁步步为营、合围缓缓而动、行动突如其来、部署全面周密，强调要掌握主动权，要对游击队的营地和聚集点进行打击，迫使他们转入地下、分成小股、钻入城市——后面几种情况虽然难抓，但危害也小了很多。
第二年我又带部队去讨伐，这次又总结了新的经验，然后继续追加到教材里。第二年三月，板垣晋升为参谋长，今村均接任副参谋长，他对我的方案也很敢兴趣，据说后来根据我的策略在南洋组织过抵抗美军的游击战，不过他后来那个是雨林地带，和满洲的冰雪带是完全两码事。
第三年我又继续完善我的方案并在实践中运用。总而言之我在关东军将近待了5年时间，前后参加过11次大讨伐，甚至还以少佐军衔，以关东军司令部战场督查的名义协调过4个中佐、一个大佐联队长的讨伐工作，深受好评，前后累计至少消灭过一万以上的游击武装，再加上我撰写了一部厚厚的满洲反游击战心得教材，被人吹捧为关东军首屈一指的反游击战专家，
至于中国人普遍关心的杨靖宇杨将军，并不是死在我手上，但与我的战术有很大关系，我主张的动用投诚、归顺人员进行连续不断追击的策略使得杨将军不断众叛亲离，最后陷入绝境，据说这个统兵过万的将军最后战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而已。
当然在剿匪的过程中我也杀过中国人，确切地说是中国老百姓，因为我不把在战场上互相战斗称之为杀人，那是战争，战争哪有不死人的。不过我确实下令杀过三个中国人，这三个中国人都是犯下窝藏游击队的罪名而不悔改，甚至还偷偷摸摸想放跑他们，出于杀一儆百的效果我只能让手下把他们杀了。
这段事情我从未隐瞒，我认为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时期，窝藏游击队等同于敌人，所以至今还能坦荡地说起。当我投奔八路军后，对方问起的一个严肃问题就是我有没有杀过中国人，杀了多少，我对此没有丝毫隐瞒，一五一十全说了，还把我在满洲剿匪的情况也大体说了一遍。毛主席等领袖对我还是很宽容的，觉得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就不要一直揪着不放，还和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看jiǎng jiè shí杀了我们多少人，还把我妻子、我亲戚家都杀掉了，甚至把我祖坟都刨掉了，这些我们都不计较，只要他愿意抗日，我们就愿意拥戴他为领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满洲总结的反游击战经验到了八路军后受他们高度重视，后来还把我请到延安的军事大学【译者注：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请我传授反游击战的方略，并让学员们探讨如何针锋相对地pò jiě，我在授课过程中没有藏私，而是一五一十全部讲了，另外还传授了我在陆军大学学到的参谋功底，底下学员对我都很满意，还给我评了一个先进教员，我从那时候起就觉得gòng chǎn军非常有朝气、有活力、讲团结，虽然人数不多装备也差，但潜力不容小觑，日本要彻底征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佩服堀长官、石原元帅等作出从中国撤军的战略改变，这使得我们从泥潭中脱身开来。
昭和14年{1939}5月，时隔4年我顺利晋升中佐军衔，2年后，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换成了冈村宁次大将，他当时正陷入焦头烂额的华北反游击战，知道我在关东军任上被吹捧为反游击战专家，考虑到和我以前有点旧识，再加满洲匪患基本剿灭，便提请关东军把我调到华北方面军协助开战反游击战。于是，昭和16年{1941}9月，我从关东军正式调入华北方面军。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多后居然会让我执行潜伏这种高难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