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元帅委派我潜伏虽是一起孤立事件，但放在战争总体环境下看体现了完全不同的战略思路，当时身为执行人的我看不出来，甚至冈村元帅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给我的权限非常大，大到我可以相机行事、灵活处理的地步，甚至表示不会强制命令我做什么，所有指令由我进行最后判断——我认为合理的可以做，不合理的或者理由不充分的就不要做。
这是很高自由度和很强主观性的工作，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是在边摸索边行动边工作中才领悟的，等我真正醒悟时世界大战都基本结束了，所以你们才会看到比故事情节更离谱的现实。
谈到潜伏就不能不谈中日全面战争。
昭和8年{1933}，随着《塘沽停战协定》签署，中日双方进入暂时平静期，至少在政府层面进入平静期。
关于下一步行动，已被满洲事变刺激起来的少壮派军人当然梦想着建立更多功勋，立下类似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功劳，所以一刻不停地寻找机会。关于对中国扩张，日本历来有两种想法：一种叫蚕食法，一种叫鲸吞法，都很好理解。前者主张步步为营，弄一点消化一点吸收一点，后者主张全面征服，先收下来再改造。
历史当然证明鲸吞法是失败了，但当时由于满洲事变的刺激，鲸吞法还有不少拥护者，当然反对者也很多，比如海军基本是鲸吞法的反对者。按照海军想法，在中国沿海弄一些租界或租借地，弄一些半岛、岛屿和港口城市维持特殊权益就可以了，对深入中国内地没什么兴趣。
这是他们战略想法高明么？当然不是，这是本位主义！如按陆军的想法鲸吞，那就必须大力扩张陆军，这会大规模占用军费，影响海军军费不说还会引发主导权争夺，海军最喜欢学英国——组建世界有名的舰队，但陆军默默无名最好。本来帝国有这种机会，但西门子事件【译者注：德国西门子公司贿赂海军，导致海军派山本权兵卫内阁倒台】后就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无论君上、民间还是政客，都认为要保持陆海军平衡，防止一家独大。
在昭和8年，蚕食还是鲸吞谁优谁劣还看不出来，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当时以蚕食为主，主要是满洲刚刚拿下还来不及消化，国力贫瘠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在这其中板垣征四郎特别活跃，他的目标对象就是华北，当时华北并不是南京蒋zhèng quán控制的地方，而是错综复杂，充满了多种势力。
他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派的残余势力把南京zhèng quán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第二个满洲国，这想法获得了军部首肯和支持，随即开始秘密实施。
但不得不说，当年排“石原之智、板垣之胆”及让石原排在他前面都很有道理，大家并不是乱评价，他和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一起策反北洋人物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但这些人物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一流人物说不通，找在北洋政府里担任过国务总理、总长等二流人物也应者寥寥，后来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在北洋系统中已算是三流人物。好不容易谈妥，张在六国饭店被刺，板垣花了700万日元活动费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前文已述，满洲事变后捞到了大笔钱财，但这些钱并没转为国内经济建设，而是这样用掉了，这700万活动经费只是沧海一粟而已。
关东军武藤信义司令对板垣征四郎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后续华北工作主要由土肥原贤二负责，他对中国熟悉，考虑问题更周到，在他精心部署下，两年后发动冀东事变【译者注：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guó mín dǎng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叛乱，并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形成了华北特殊化局面。
随后土肥原又利用驻扎察哈尔、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并允以军事和经济支持，在帝国压力下，南京政府下令撤销jūn shì wěi yuán huì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我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脱离南京政府管辖。
以前还有中国学者吹嘘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好了“应对侵略的准备”，实际上他们不懂，或是故意装不懂，这其实是非蒋系地方实力派利用政治平台与南京分庭抗礼的举动。当然，日本也上当了，宋哲元等人毕竟是从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和深宅大院出身的张学良不一样，他们只希望利用帝国政府为自己争取活动空间，并不准备仿效充当满洲国，更不会不抵抗，这一方面是民族感情，一方面也与地域相关——华北一直与中国内陆联系密切，不像满洲与中国内地长时间分离，所以帝国最根本的目的一开始就出现了偏离。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226兵变，皇道派和统制派基于现有形势而进行争夺，事变平息后进行了大量的人事刷新和职务调整，除石原莞尔这样因为在事变中坚定不移地镇压而被提升外，很多皇道派甚至中间派都被整肃了下去，淤积了军队更多不满，需要对外发泄，作战是最好的转移视线的地方。
第三个影响是张学良、杨虎城在昭和11年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并让中国gòng chǎn军和南京政府一起展开合作，这对帝国敲响了警钟，使部分高层认为对华之战不可避免。
事实上中日在塘沽停战到卢沟桥事变间长达4年并不是没有和平机会，帝国海军在这个时期内甚至还为中国海军建造了2艘军舰【译者注：平海、宁海二舰】，非要说我们在满洲事变告一段落后就准备对华全面战争，那不是客观和科学的。
这段时间我已调任在关东军，所以更多nèi mù没法挖掘，只能根据石原元帅和我的交流来说一些情况，他到参谋本部后一直关注我在满洲国的工作，对我那套反游击战也很感兴趣，226兵变后他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只有一步之遥。他曾和别人说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反游击战，但参谋本部其他军人大都是一笑了之——那时候大兵团、机械化作战才是主流科目，反游击战似乎是三流甚至四流部队玩的东西，看不上眼很正常，石原也不可能天天来盯着或者推广我的东西，他的志向主要还是在战略层面，他坚决反对所谓对华战争扩大化，人称“不扩大派”，以至于还遭到了其他少壮派的嘲笑——我们今天就是仿效石原前辈在满洲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啊。
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编者注：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编者注：陆大34期，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是不扩大事态派，以陆相杉山元{编者注：陆大22期，天诛国贼中自杀}，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编者注：陆大35期，后任近卫师团长，天诛国贼中退役}，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编者注：陆大32期，几年后转变立场变成石原派}为首的是主战派，一番争辩之后，不扩大派被赶走，全面战争派上台，石原莞尔本人也被发配到关东军担任副参谋长，时间是昭和12年{1937}9月底。
他在进入参谋本部后便开始着手制订长期战争指导计划，基本构想一句话——“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几千年来各自发展……这两大文明已形成隔太平洋而相互对峙的局面……以日{东洋文明中心}美{西洋文明中心}为中心的真正的世界战争将是人类最后的大战争”。在他看来“日美决战”未到来以前，日本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积蓄力量，所以不可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而应该全力建设满洲及加快军备建设，北进苏联迫使其放弃远东，当然不扩大对华战争不等于不从中国手里拿好处，他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将中国庞大的资源逐步转化为日本战争机器一部分，如果可能，把中国也一体纳入日本阵营。该观点遭到东条英机等人的反对，认为石原莞尔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力量，“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这句话发展到最后，就是所谓的“三个月征服支那”论。
当然，我们包括提出这句口号的人都很清楚，“三个月”是个夸张词，形容时间短而不是真代表三个月的日期——从满洲事变到满洲国最终平定都超过了4个多月，怎么可能真用三个月征服十倍于满洲的中国本土？
对此，石原莞尔针锋相对地驳斥不要主观行事，“以我国现有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日华战争是有问题的”，他以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了不扩大事端的命令，却遭到无视，正如6年前他无视参谋本部下达给他的命令一样，2个月后他被赶出参谋本部，扩大派牢牢掌握了军政大权，所以他这时候很苦闷，很想找人诉说自己的观点，而我就成了最好的倾听者。
在他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期，担任参谋长的是东条英机，两人不仅在主要思想上有矛盾，在个人交往上也有不小的矛盾。
因为我是实干派战术参谋，东条本来对我观感还可以，但石原来后，因为他和东条关系很糟糕，再加原来他在关东军的旧识很多都调走了，一下子显得和我比较亲近，反而连带引起东条对我的反感，当时东条不但派宪兵盯梢石原的行动，甚至还派宪兵来盯梢我，所以我对东条心胸狭窄有充分认识，他在天诛国贼中的下场我也觉得毫不为奇，不过我因为立下功劳，在关东军里有一点名气，所以他不能明着对我怎么样，只是把我从第1课排挤到了第4课，说是让我当课长，其实是边缘化手段。好在我天性豁达，对此不以为意，正好第4课是我更熟悉的政略、战史、国情等所谓其他科目，就一头钻了进去。
那时候石原就有空和我聊战略，我不懂战略又好学，所以他很喜欢和我侃，一侃就是半天——难怪东条有不同的想法。
石原莞尔不同于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地方在于，他非常重视军事理论和战史的研究，上到拿破仑战争，下到日俄战争都有所研究。他把战争分为“决战性和持久性”两种形态，中日战争在他看来属于“持久性”，日美战争属于“决战性”。该观点在现在来看不算100%正确，不管国内人怎么想，我坚持认为德美战争才是决战性，日本在决战中算是重要参与方——这观点我和堀长官是高度一致的。
但在中日战争上，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他还预测，“因为存在东条英机的战争指导，所以日本恐怕要失败。”
这观点我当时听进去了，不过只是记在心里，嘴上不敢说——那时候中枢上下从大将到少佐都很嚣张，认为中国一击就倒，谁敢说“长期战争？”、谁敢说“日本失败？”那是非国民的言论！只是我在满洲剿匪多年，深知其中不易，对石原观点将信将疑，或者说两不相信——东条等人固然过于乐观，石原等人可能也太悲观了点。
但后来我就看清楚了，别说3个月，打了60个月都没能迫使中国屈服，反而折损了无数兵力、军费。更重要的是，我受命潜伏后，八路军领导推荐给我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还给的是日文版，我当时真吓傻了——天下竟然有如此相同的战略思想？毛主席肯定不知道石原莞尔说过些什么，而石原也不可能知道毛主席是什么想法，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等到再熟悉一点，我又读到蒋百里先生的《国防论》，里面有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算是代表guó mín dǎng方面的想法，那时候我就明白这场战争基本打不赢了，能体面收场已非常不错。
后来搞军火贸易，我就趁机提出“能不能把这两篇文章发给冈村司令官，让他好好拜读，缓解中日局势，早日实现和平”，八路军认为可以，因为这都是公开发表的文件，带有鼓舞本方斗志精神的作用，发出去不算透露机密。冈村元帅看到了我寄过去的日文版，还读了我的批注，据说感慨很久。{编者注：此件有存档，但未见冈村元帅批注，考虑到小林光秀将军的使命，我们认为属实可能性很大}
对于中日战争，虽然我是在全面战争展开4年后才到华北，但实际上战争一开始我就在关注这件事，还近距离受到石原莞尔不一样的教诲，即便这种教诲不能帮助我形成战略决策的能力，但对我的战略想法和日中关系怎么走有巨大影响。
果不出石原判断，全面战争开始后，历经昭和12年的太原会战、淞沪会战，昭和13年{1938}的兰封会战、武汉会战乃至广州会战，帝国用一年多点时间占领了中国全部精华地带和出海口，换成欧洲普通国家，这种情况下老早就投降了，但中国依然坚持抵抗，蒋zhèng quán把首都迁到了重庆，迫使我军继续进行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等多次作战，虽然歼灭了350万以上的中国军{编者注：毙、伤、俘及主动投降后又加入汪zhèng quán的部队}，还扶持起了南京汪zhèng quán，但顺利结束中日战争却遥遥无期。
主张扩大事端的内阁已换了6次之多{编者注：包括3次近卫内阁、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7次内阁变动}，依然找不到解决办法，还引起了英美的高度警惕，就在这样深陷泥潭的情况下，帝国又袭击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更加捉襟见肘。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已在华北方面军工作，司令部众人在得知珍珠港辉煌大胜的消息后大家只高兴了两天，回头就愁容满面——南洋打仗要从中国抽调兵力，本来这里兵力就不够，这是要我们死么？
当时华北方面军有员额25万人，说起来是中国最大的兵团，但实际上可动用的机动兵力很少，因为这25万人当中有5万属于驻蒙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他们只是在编制上属于华北方面军，真正归口指挥的是关东军，而20万人要对付多少地方呢？包括中国的华北、平津、山东、山西、江苏北部、河南，湖北北部、陕西部分，差不多将近90万平方公里，换而言之，这是和满洲国差不多大的地方。
我最喜欢对比数据，到了华北方面军就和冈村大将对比：满洲国有关东军70万，满洲国军20多万，我们只有20万华北军和50多万不牢靠的皇协军【译者注：伪军】；满洲国人口3500万，这片土地上人口9000多万，将近1亿，和日本总人口差不多；满洲国游击队同一时期最多也就是10几万，而华北不但拥有八路军30多万，还有近百万guó mín dǎng政府军，战斗力强得多，这怎么管？
我在内部开会时很坦率：要么收缩战线，要么增兵，否则我看不到希望，那时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华北，而是要担心会不会被中国人反过来吃掉。
我去时华北方面军正在竭力争取援军，但珍珠港这一开战，大家就知道援军是不要指望了，说不定还得从我们这里抽人，那可真是疯了。所以冈村大将当机立断，说不再对外扩张，专注于内部梳理，同时要妥善利用guó mín dǎng和gòng chǎn党之间的关系。
他拍拍我的肩膀：“光秀，我调你过来是发挥你反游击战长处的，可不是光听你诉苦，你得想办法进行治安整肃。”
华北情况和满洲有很大不同，我花了2个多月时间，通过调查档案、走访官兵、实地调查后得出了很多观点，写了报告，上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至今我想起来印象还很深刻：
第一条叫花姑娘判断法。我认为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治安情况好坏：凡绝对见不到姑娘踪影的，系惧怕我军，为“治安不好”；对我军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为“治安稍好”；中国姑娘敢于走出家门，并神态自若地走在有帝国军人往来的街道上，为“治安良好”。但这个判断背后是苦涩，说明我军在前期作战中对中国妇女多有性方面侵犯，以至于他们害怕，这是我坚决反对的，可靠我一个参谋不可能扭转大局。
第二条叫出动规模判断法。凡我军敢以小队规模出动并安全返回的，治安良好；凡我军可以中队出动只有零星骚扰的，治安稍好；凡我军必须以大队规模出动的，治安不好。
有这两条就可以判断了，我们大体将华北控制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三类，并在地图上予以标识，标出后情况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治安区寥寥无几，不到10%，且基本在大中城市，准治安区不过三分之一，基本是铁路沿线、要道附近和城市郊区，剩下一半多都是非治安区，且很多非治安区只是中间隔着一条铁路或一座县城而已。
面对这个局面，冈村司令官放弃对外扩张作战，在兵力极度不足的情况下，调集了2万多将近3万兵力开战治安清正，满洲境内叫讨伐，华北就叫“扫荡”，他的口号是“不杀、不抢、不淫”的三不政策，信心满满，但我情绪有些沮丧。
他很奇怪我的态度，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接触部队越多，越感觉扫荡难以成功，军队和中国老百姓关系太差了，我这次去外面调查，不但路上有人想打我们伏击，去农户家里吃饭也遭到了冷眼，甚至在我付过钱，还把水果糖送给小孩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一脸仇恨，转过身就偷偷摸摸扔掉了……我们前期犯的错误太多了。另外，现在大量补充的是30多岁退役兵再次入伍，要我说军队中最坏的就是这批人，烧杀掠夺的事可没少干，侵犯妇女也是他们最积极，每干一次，就在给游击队和gòng chǎn党输送兵员和支持者。更棘手的是，20多万华北军绝大多数都变成了驻屯军，已没有野战部队的样子，万一敌人来个出其不意的大fǎn gōng，相当危险！”
他听后沉默不语，最后道：“你可能悲观了点，不要去外面散布，免得动摇军心。”说是这么说，但我知道他应该听进去了一部分，至少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但没让我下基层去带兵。
扫荡持续了一年多，效果有一些，起码治安区和准治安区扩大了不少，但距离冈村司令官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这时候中枢发生巨变，东条内阁倒台，石原派再次上台，到12月份发来密电：“考虑从北支战场收缩兵力和占领区，集中力量并考虑多用政治手段分化瓦解敌军。”
因为这份电报，我的人生掀开了重大转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