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事变酝酿过程很长，长达2-3年，但发动过程很短，短到只有2-3天，由于张部执行不抵抗方针，关东军进展极快，到9月21日，不但完整控制了奉天还控制了新京，并以两座城市为核心控制了南满铁路附属地周围的所有重要城市，大体上奉天、吉林两省已被基本控制，当然奉天最南端城市锦州还在张学良之手——他逃跑后把大本营设在锦州。
这时候政治压力和舆论开始浮现，南京zhèng quán召见帝国大使表示抗议，同时又向国际联盟提交申诉，还向美国请求外交援助。
与此同时，陆军中枢机关也在召开会议讨论对策，最开始关东军上报的事变缘由是“中国军队破坏柳条湖铁路酿成双方冲突”，所以陆军大臣南次郎、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梅津美次郎等都表示要给关东军增兵，因为关东军只有一个第2师团1.5万人，而张学良部有10多万军队，力量相差太悬殊，必须增兵。
这边刚开会，朝鲜军发来消息，说司令官林铣十郎已派遣飞机支援关东军，并让混成第39旅团{驻扎在平壤}紧急集结准备增援奉天。
这里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些问题：
其一，石原关于“我不是一个人，我得到关东军上下支持”的说法绝不是吹牛，不仅关东军支持他，朝鲜军也支持；
其二，帝国军队之间相互援助的气氛非常好，不管指挥官分属何种派系，不管私人间有什么矛盾，在重大问题、重大作战中都能进行配合和援助，所以帝国军队一旦陷入包围，除非长官有明确命令说不要救援，大体都可指望友军前来救援，有时候甚至不惜让救援部队也陷入困境。这种作风不一定明智，有些时候甚至被敌人故意当成陷阱进行谋害，但对鼓舞士气很有用，被围士兵大多数时候能坚持到底，绝少有投降——单就大战参战国而言，帝国军队投降人数最少，军衔等级最低，据我所知不过一个少佐。
冈村元帅安排我投诚过去经过精心考虑，我是中佐，且来华北派遣军不久，各方面人头都不算熟，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他估计得完全正确，我这个中佐再加还是机关参谋一出现，八路军全都轰动了，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平台。
同时，安排我投诚前还发生了一个比较著名、但内部一直不肯大大方方承认的事件，叫第三师团事件。昭和16年10月，驻扎在中国南方应山县城的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投诚gòng chǎn党新四军，这是帝国陆军在中国战场最大的一次内部反叛暴动，起因是该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因有新任务需离队一段时间，由关中尉代理中队长。关中尉一向盛气凌人、蛮横粗野，对部下动辄破口大骂，拳打脚踢，士兵对他早就不满，后又因为小事激化官兵冲突，造成这次事件，被称为“在帝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揩不掉的污点”，事后第三师团主要军官受到严厉处分。
这件事冈村元帅完全知情，所以才敢安排我用这样的方式过去，否则贸然一个中佐投诚，风险很大。
相互支援这种做法才是现代军队的标准，但我在中国这么多年，看到过很多guó mín dǎng地方军甚至中央军之间相互推诿、相互观望、甚至以友军为包袱的做法，当时很难理解，后来才明白在中国兵为将有的体制下，如果部队打光，将领是很危险的，所以他拼命也要保住自己实力。gòng chǎn军在这方面比guó mín dǎng军好很多很多，至少我未见过明显的观望和推诿，这或许也是后来gòng chǎn军能战胜政府军的深刻根源之一。
陆军刚刚通过决定和内阁沟通时，币原外相表示强烈反对，他说接到奉天领事馆的报告——事变是关东军自己制造的，他对军人自行其是很愤怒。陆军机关当然不信，马上拍电报给关东军，严厉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还责怪前去视察的建川部长，你怎么督导的？这时候再说谎就不合时宜了，石原和关东军上下爽快地表示承认，但表示进展顺利同时坚持认为行动正当：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严重损害了帝国利益，需要给予严惩。
这话一说，南次郎陆相也没辙，只好同意内阁不向关东军增派兵力的要求，并赞同若槻礼次郎首相确定的“不扩大”方针——该方针是在币原强烈建议下通过的。但他留了一手，关于朝鲜军准备派兵增援的事没在会上说，也没在会后予以制止，因此朝鲜军行动依然在继续，到下午时分，朝鲜军先头增援部队已进入奉天境内——按我的理解，南次郎不管说不说都不可能阻止朝鲜军。
由于政府态度明确不扩大，同日帝国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向国联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升级{日本和欧洲存在时差，他是当地时间下午进行的通报}，帝国是国联常任理事国，再加上说“不升级”，各大国表示谅解并希望尽快解决。9月22日币原外相会见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zhà dàn。”两日后，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将事变责任推给中方，但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yù wàng”。
有人后来指责我们说撒谎，我想说一句，政府尤其是文官派并未撒谎，他们真心实意不扩大，最后发展到历史上的结果，原因十分复杂：
其一，张学良部溃退太快。从9月18日夜间到9月24日政府对外公开声明不过一周时间，关东军已控制了奉天、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和交通要地，你要让军人接受不扩大并撤军回营，难度很大，如果这时候双方还在奉天城展开拉锯交火，反而“不扩大”有可能实现——所以张学良真想政治解决的话，绝不应该不抵抗而是坚决抵抗，拼光了也要压上。
我事后问石原元帅，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挠挠头皮：“那大概真只有政治解决了吧，比如赔偿我军2000-3000万日元军费，让渡1-2条铁路修筑权，基本上就能平息事态了，当然我和板垣肯定就完蛋了，至少要退役。这个结果也可以接受，毕竟我们弄到好处了嘛……我对帝国、对关东军也是有功的，运气好还有重新启用的一天。”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也是当年帝国在对外交往中爱占小便宜的突出表现：2、3千万日元，1-2条铁路修筑权基本可以让关东军感到满意。但现在奉天、吉林大部分落入我军之手，怎么可能再对这种条件满意？
其二，满洲地方人士大量接洽。事变发展迅速，不但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也出乎当地实力派人士预料，在大势面前，很多人与我军进行接洽，企图为自己谋求利益。前面已说过，张学良继承了张作霖的衣钵，但未完全继承他的威望和权势，更没有继承他的能力和手段，内部不服他的人很多，张有各种恶习——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还自以为是，很少听人规劝，人格魅力与张作霖相距甚远，颇让一般高层人士所看不起，再加一力倾向南京zhèng quán，不止一次上当受骗还不醒悟，更让内部对其耿耿于怀，虽然杀了杨宇霆等人暂时震住手下，但不见得大家心服口服，等帝国大军压境，这种积压的愤懑就展现出来了。
与关东军接洽较早的是黑龙江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经我方说服，不到2周【译者注：张于10月1日公开投敌】宣布归顺。与此同时，各实力派人士都在寻找其他门路与我军接洽，我前面说需要张学良军的情报根本不用费力搜集，自有人会呈递说的就是这些实力派人士。这就是关东军上下认为：驱逐张学良乃是符合满洲民心mín yì的行为，更坚定了信心。
其三，陆军中枢机关的强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是金谷范三，他知道朝鲜军的想法后本能地表示支持，不过南次郎陆相刚在内阁会议上勉强承认“不扩大”，因此先把增兵的想法压了一下，直接进宫汇报“朝鲜军越境”——与其说是汇报，不如说是试探上意。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参谋本部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强烈反对陆军中枢增兵，理由是两条，第一条“需要支出经费的增兵不经过内阁批准而仅由统帅上奏，极为不妥”，第二条“参谋总长的决定不与军务局长、军事课课长商量，仅仅得到陆相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这意味着对局长、课长极大的不信任……”
这种话放在现在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小小的课长居然敢叫板总长？【译者注：好比guó wù yuàn处长绕过司长叫板部长】，但在当初中层一致的气氛下却得到很多人支持，认为陆军首脑作出决策必须经过陆军省、参谋本部的部长、局长、课长之间讨论，意即必须经过中坚幕僚这一渠道。对这种叫板，陆相和总长颇为无奈，他们不可能与全体手下对着干，便表示认可这说法，所有决策都讨论过再执行。
这里有问题需要澄清，永田铁山这时反对增兵真是主张“不扩大”么？非也！他心底赞同采取果断行动，但为达成中层一致，先要把节奏缓一缓，他认为策略和最终目标不一致不妨碍达成结果——这种做法虽然显得权术高明，但会让很多人看不懂，后来他被刺身亡不能不说与这种性格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中层一致后，陆军中枢机关态度变得十分强硬：认为撤军或其他解决方法应以军队为主导，如果政府一力压制，则陆相准备辞职倒阁，用实际行动维护“统帅权独立”，不过到9月24日前，陆军中枢机关依然维持“不扩大”方针，但意见已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种态度文官派们也清晰感受到了，以至于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若槻礼次郎首相报告朝鲜军已擅自越境、请求内阁予以理解时，首相为避免内阁倒台，还安抚道：“既已出动，岂非无奈？”
实事求是地说，“不扩大”方针还有一定效果：9月22日关东军要求进攻哈尔滨“保护侨民”，陆军中枢就没有批准，9月24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过几个课长的反对，下达“除吉林外，从满铁附属地wài wéi撤回部队”的命令，甚至隔了2天之后还希望从吉林撤军。但遭到关东军抵制，这条命令最终没落实下去。
国内在谋划“不扩大”时，关东军在忙什么呢？除作战和扩大占领地盘之外，他们也在商议下一步对策，因为石原莞尔等人拟定的计划只到满洲事变为止，事变后如何结束、如何收场没有预案，更谈不上完整的政治解决思路——这是与他们所处的格局有关，也与预计有关，谁都没想到一击之下居然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
这时候在前线的建川部长就体现出层级更高的作用，他反对石原莞尔等人“直接占领满蒙”的想法，侧重于取得实质性效果，并取得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理解与支持，9月22日，关东军商议后的《满蒙问题解决草案》汇报给陆军中枢，核心内容两条：第一，包括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传统满洲地区建立独立zhèng quán，执政对象素意为已退位的满洲皇帝【译者注：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第二，该新zhèng quán要与帝国保持密切联系，由帝国掌握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等要害部门，帮助其渡过难关。
石原莞尔认为建川考虑比他更成熟，直接吞并满蒙国际震动太大，且没有法理和历史依据，很难下手，但扶持建立与满洲有深刻联系的新zhèng quán则可以接受，在此之前苏联已扶持建立了蒙古zhèng quán，虽未得到中国承认，但实际以独立zhèng quán存在，如果我们组建新zhèng quán，苏联没有反对理由。
中国此时也向国联提起了诉讼，后者将此列为正式议题，决议要求中日双方不扩大事态及两军撤退的通告，未加入国联的美国也表示支持，但这种支持和表态多半是外交意义上的。
英国在资本主义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刚刚退出金本位制度，此时正忙于善后对策；美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不好；法国、意大利传统上不干涉满洲地区的事务。面对这种情况，中方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我方提出由日中双方直接谈判，最终国联接受了我方提议而否决了中方提议，9月30日，国联正式通过不扩大决议并宣布休会两周。
但到9月末，满洲事变在军事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东军上下欢欣鼓舞，怎么可能不扩大呢？或者关东军理解的“不扩大”和政府理解的“不扩大”是两回事，前者不扩大是在占领两省基础上的不扩大，后者的不扩大是退回事变以前的不扩大——这根本就扯不到一块！如果真按内阁要求执行，我敢打赌，内阁要员一定会被群情激奋的少壮派军人天诛。
满洲事变的收获有多少呢？土地、人口、资产这些姑且先不说，只说最典型战利品：
奉天兵工厂是张作霖时代建立起来的特大型兵工厂，号称亚洲第一军工厂，在满洲事变以前大约投入了10亿银元固定资产，我军占领后缴获各种大炮668门，其中甚至还有240mm巨炮，机关qiāng2724挺，步qiāng10万余支，战车26辆，各种dàn yà无数，这些装备可完整装备4-5个师团，且装备实力不差，这些装备初步估计价值12亿日元。【译者注：当时日元和银元基本等价】
此外，我军还俘虏了300多架飞机，截获了整支张学良部海军，封存了满洲官办银行，大体抄获硬通货价值8亿日元左右，另外还从张学良私人府邸抄获黄金8万条{一千克一条}，价值大约2.5亿日元，其他零零落落还查抄了很多硬通货、流动资产，都比较值钱——当初满洲比帝国富庶可不是空话。
日元币值到现在变化很大，你们可能看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做个比较更直观：满洲事变当年帝国总体财政预算大约15亿日元，其中军费预算约4.6亿，同年中国南京zhèng quán财政收入大概10亿日元。换而言之，满洲事变两星期的成果将近帝国两年财政收入。
这不是小便宜，是大便宜，甚至可以说是吃饱、吃撑了！石原莞尔发动事变时认为如果不成功，弄到“2-3千万日元、1-2条铁路线”也可以接受，现在一口气20多亿日元摆在面前，还不令人欣喜若狂？不扩大？退回去？这不是逼军人们发疯么？
拿到前线发回来喜气洋洋的战报后，陆军中枢机关风向为之一变，再也没人说“不扩大”了，反而要求干到底，甚至表示如果内阁“干犯统帅权”则不惜倒阁！
10月1日，政府刚刚接受国联调停准备谈政治解决，军部已在谈论下一步行动该怎么执行，后续发展你们都清楚，我就不重复阐述，总而言之一句话，军人的yù wàng已因战利品的收获而勾了起来，岂是区区一句“不扩大”可停止的？
关于满洲事变的收获，次年石原返回东京任职，来述职前和我有过一番长谈，那时候我刚到参谋本部编撰战史，听了讲述非常兴奋，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大胜仗。
但我这个人有点不太合群，爱唱反调，听完后一边羡慕，一边也提出质疑，我说：“石原学长，虽然您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我看来只是先把收益拿到了手，成本还没完全说清楚，成本是可变的，将会逐步增大——最起码不像你说的这么少。”
他听后一愣：“光秀，这句话怎么说？”
“占领后必定会面对当地人反抗，反抗你就要投入兵力、投入军费，按我预计，这种反抗至少要持续5年，陆军至少投入3个师团，每年伤亡2000人估计免不了，一万人的抚恤费，3个师团的军费投入也不是小数字，且这种情况有可能引起满洲社会震荡，资金外逃、经济下滑，无形中我们也要蒙受损失，别的不说，光满铁的铁路收入肯定要大幅下降。”
他愣了好一会，最后道：“光秀，你说的很有道理，是个很好的提醒，确实我没考虑周全。不过成本可变，收益也可变，控制满洲后我们就能获取地方税收，我觉得应付这些开支恐怕不难。当然，不管能不能覆盖成本，这些都和我无关了，陆军省已下令晋升我为大佐，下个月就要来参谋本部上班，职位是战争指导课课长。”
“那先恭喜学长了，今后请您多多关照！”
他大笑着说：“应该的，应该的，我们是朋友嘛。”
当初石原对我的说法将信将疑，后来完全得到验证：说这句话后4个月不到，原张部将领苏炳文发动“铁血救国”，在海拉尔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帝国陆军与满洲当地部队前往剿灭，自身伤亡近千【译者注：整体伤亡逾2000，其中日军伤亡约900余】，更严重的是，后来成立了东北抗联，长期坚持游击作战，整体时间长达10年，迫使关东军一再增兵，前前后后投入了20多个师团{当然也有防备苏联的意图}，自身伤亡近2万人【译者注：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联共消灭日伪军5万人】，大大超过我所谓3个师团、5年、1万人损失的估计。
这段谈话使石原元帅对我评价很高，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人说：“小林光秀是第一个提醒我注意满洲事变后社会治安和成本收益的人，且在事态发生前就预警，说明他考虑问题很全面，是个好参谋！”等他再次上台掌权，调整人事时就想起了我，觉得我比较稳重、不冒进，可用，当然这时我已经“阵亡”，他对此表示非常遗憾。
明天还有一节，讲述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评价，然后开启新章节《从满洲到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