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随着军队在满洲推进愈加深入，缴获的战利品和资产愈加丰富，归顺我方、欲与帝国合作的当地人士愈加众多，所谓“不扩大”也就越来越难以推动了。
内阁方面口头上还在坚持“不扩大”，但实际上已有所动摇了，不过他们的条件与军方的条件有很大出入，大体是扩大附属地范围、增加兵力等在激进少壮派军人看起来落后于形势的想法——总而言之一句话，内阁已被军人强行拽着往前跑了一段路，虽然远远没有达到军人的预期，但与他们最初考虑的恢复原样的“不扩大”却有了很大的前进。
用当前一句俏皮话来形容很贴切：就是嘴上说着不要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地靠了过去。
可惜有些激进派是头脑简单、易冲动的人物，对内阁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态度还不满意，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认为要进行“改革”，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在10月下旬拥立以教育总监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zhèng quán，但还没有谋划完毕便流产了，桥本本人于10月17日被捕，史称十月事件。
这起事件当时看起来像是闹剧，但事后看就发现揭开了危险的序幕，该序幕一旦被揭开，有关军事政变行为就停不下来，此后十几年不断有这类事发生，直到堀长官领导“天诛国贼”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实际上这些人串联得很儿戏，根本没什么掩饰，甚至约定要被推举的人自己也莫名其妙——起码荒木贞夫当时没这个想法，而且也没有在陆军中枢机构内保密，而是四处出动在拉同情者，这根本就是闹剧一样的做法。
一夕会成员也都知道了，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樱会是对立，所以打算阻止，结果永田铁山说：“他们成不了事，不过利用他们吓唬一下内阁也好，对我们有利。”
未遂政变很快就流产，由于当事人没有显著恶行，所以只给了个“严重反省”的处分，但对于政界要人的震动是很大的，他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军队压抑着如此巨大的不满，这迫使他们在“不扩大”这件事上步步后退，在实质上达到了永田铁山等人期望的目的。
到12月13日，内阁终于维持不下去：一方面内部已坚持不住“不扩大”的方针，根本压制不了军人，另一方面对国际上也难以交代——口头的不扩大与实际上不断深入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因为在此前一周，陆军中枢已下令从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团，并从朝鲜调朝鲜军第20师团司令部、混成第38旅团、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到12月份之际，满洲我军已有将近3万兵力，另有5万投诚部队配合作战。
导致内阁倒台的直接导火线是“进攻锦州”问题，当时张学良逃跑时把大本营安排在锦州，而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理，不拿下锦州就代表没有控制满洲，因此军部坚持要进攻，内阁就只有倒台这个结局，最后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举下，犬养毅内阁成立，两天后关东军正式进攻锦州。
如果前面张学良的不抵抗还有南京方面发电报给他说“政治解决”做挡箭牌的话，那进攻锦州之际，南京的态度已变了，多次发电报要求抵抗，但张害怕自己的部队损失过大而不遵令，并准备从锦州撤退。【译者注：12月30日国民政府急电令张学良“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1月3日，第20师团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这时候国际上对帝国政府言行不一的态度感到担忧，国联于10月18日邀请美国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一周后出具决议要求帝国撤军，并于11月16日之前完成，当时的表决是13：1，只有帝国自己投了反对票，按照国联的章程，必须全会一致，所以这个决议没有通过。
因此，中国指责帝国政府“枉顾国际决议，拒不撤军”的说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该决议表决虽然对比悬殊，但毕竟没有正式通过，没通过最多只能遗憾而无法谴责——当时国际政治就是如此，帝国政府只合理利用了其规则而已。这个弊端也揭示了国联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虚弱之处，所以后来组建联合国时，元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第一要打破全体一致这种迂腐、陈旧的观念，大多数同意即可；第二，这个所谓的大多数，绝不是国家个体的大多数，一定是国家力量的大多数，所以大国、强国应拥有更多表决权，并根据国际力量对比进行调整。”
这种说法小国免不了要说不公平，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一国一票，大国怎么会甘心？要中和这个缺陷就只有给予大国否决权，而且是一票否决权，可否决权比股份权还不公平，尤其是涉及拥有否决权的大国和其他国家争端时，否决权一用，那国际组织什么活都不要想干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表决方式还是有其先进合理的地方——看一个上市公司不就看股份掌握数量多寡决定公司治理结构么？难道不论大股小股每个股东都平等？这是不可能的。
12月10日，国际联盟见帝国没有撤军的愿望，再加上中国不断进行活动，最后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进行实地调查、访问，这就是所谓的李顿调查团。{编者注：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为团长，2月3日从欧洲出发，2月29日抵达日本}，一个月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所谓的“不承认主义”{编者注：史汀生主义}，这是后来日美交恶的源头所在，但当时没人看得出来，大家还不过以为美国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昭和6年3月9日，满洲国成立，以原满洲皇帝为最高执政【编者注：1932年爱新觉罗·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两年后改称满洲帝国】，至此，满洲事变告一段落。
关于这起事变，通常留下的印象是关东军强行推动陆军中枢实施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以陆军一夕会主要派别为依托，即在石原、板垣为首的关东军和永田、冈村等为首的陆军中枢机关中坚幕僚群体互相合作的结果——实质上是中层推动上层的行为。
李顿代表团来满洲调查一度被中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我要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国家会为了中国和日本开战么？会为了中国而与日本恶化关系么？dì guó zhǔ yì时代的鲜明特征就是弱肉强食，自己不奋发图强指望其他人怎么可能？当然中国人不是笨，只是上当吃亏的次数还不多，后来就醒悟了。
李顿调查团的内容很详细，现在都可以查到报告书原文，具体内容我不多说，只说结论：调查团认为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但满洲事变的解决，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也不应恢复到满洲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撤出武装力量，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变成特大号的上海公共租界。
对这样的结论，中国方面不免感到失望，帝国政府尤其是军部更是愤怒，结果后来大家都看到了，日本退出国联表示抗议，整件事不了了之，没有国家会为这件事而制裁日本，当然帝国政府遭遇的外交孤立是不可避免的，在欧美列强操纵下，满洲国虽然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承认。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昭和7年{1932}5月，终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第二次军事政变——五一五事件，海军军官三上卓、古贺清志等11人{含部分陆军士官候补生}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围变电所。首相犬养毅被杀。由于政变规模小，缺乏建立zhèng quán的具体计划，未达目的，政变者自首。
犬养毅才刚刚上台、跟军方关系也不错，本来这种事根本不会发生，但他不仅赞成继续缩减军备，又长久以来与中国人有友善往来，加上反对满州国，与军方立场及财团{急欲开发满州的}利益相违背，因此成了牺牲者。
五一五事件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内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再加上部分政治上的考量才产生问题。
有人会问，不是满洲国刚刚成立了么？不是政府拿到大笔收入了么？这些财产去哪里了？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表面上来看，满洲事变帝国zhèng quán占了不小的便宜，但实际上成本远不是我们考虑的这么少：其一，事变以前，帝国商品在中国内陆是比较畅销的，虽然有抵制日货的行为，但大体上还可以卖的出去，满洲事变之后，中国国内群情激奋，这块市场便被欧美侵蚀了；其二，从满洲获得的硬通货没有能转化为国内的财力，而是在满洲消耗掉了，比如，张部将领马占山通电就任黑龙江省省主席和军事总指挥职务，与关东军对垒，战况十分激烈，迫使我军出动将近2万余人，损失逾千【译者注：江桥抗战】，又比如冯占海、李杜等人的义勇军，同样牵制了大量兵力并耗费军费……然后还有大量的治安整肃、社会秩序维持和各方面的修缮也都需要大量财产，使得满洲事变中获取的最容易变现的财产没能在经济上见效，反而予以了消耗；其三，满洲事变后美国对日本的敌视，史汀生主义的出笼对两国经贸关系影响很大，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制裁，但暗地里的小动作不小，这都牵制了帝国的经济状况。
这就使得激进派认为政客们不行，迫切想要“改造国家”，但他们又没有纲领，只能乱来。
这11人遭到以军法起诉，但在审判前，由于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激进派，所以社会公众大体抱有同情态度，再加上经济不断下滑，这种愤懑之情只能针对政府而不可能针对这些军人，所以很快一份由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请求法庭从宽发落。在审判过程中，激进派军人们表示自己愿望赤诚，对天皇忠心耿耿，希望改造国家，刷新政治，激起了大众更多的同情心。除请愿书之外，法庭还收到另一份求情书，是由11位新潟县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并同时附上11根手指表示他们的决心。
这种压力使得fǎ yuàn根本没法判，最后果然“从宽发落”，这批军人很快得到了释放，但这样一来，政党内阁就彻底站不住脚了，同年5月26日，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实际上宣告了政党内阁时代结束，军人内阁时代即将开启的历史。
但军队内部此时并不是铁板一块，同样也有派系和理念纠葛，最突出的就是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前面谈到的桥本政变，其实是皇道派试图获取zhèng quán的预演，但并未能够成功。
但这种镇压不但没能消弭两派的政见不和，反而更加剧了冲突，双方开始全面较量，我在参谋本部看得非常清楚，昭和9年{1934}以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就我本人而言，大体算是统制派的wài wéi成员，这个标签不是我自己贴的，是因为我的长官——中村少将连带给我的。
统制派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当年1月皇道派头目荒木贞夫辞职，由林铣十郎大将接任陆军大臣。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提升为军务局长和少将，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支配权。而永田铁山就是统制派的核心——非常奇怪的，以少将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当然永田铁山是有真才实学的，其水平之高据说连石原元帅也非常钦佩，他第一个完整、全面地提出了“国家总动员”体制，为世界大战进行了理论准备，他提出的国民动员、产业动员、财政动员、精神动员等各方面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舆论、军备中去，是日本进行全面战争总的指导思想，是军国主义在日本开始深入武装的重点体现，时间跨度与元首在德国进行军备重整几乎差不多，但元首是以最高领袖的身份在推进，永田铁山只不过一个军务局长，所以地位是相当超然而核心的，也由此成为统制派的领袖。
论战争水平，永田铁山可能一般，但论政治水平和手段，他是陆军中枢中不折不扣的第一人，连石原也要甘拜下风。
控制军部后，为保持军队上下一贯的统制、争取合法掌握zhèng quán，统制派不断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以“在士官学校散发怪异文书”为由免去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昭和10年{1935}7月，也就是我去满洲的同一月，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调动就是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罢免真崎据说有陛下{编者注：昭和天皇}暗中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不满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
真崎下台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道派少壮军官把矛头指向了永田铁山。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陆军省，要求永田辞职，遭到拒绝。当他返回福山后，接到了调往台湾的调令，被激怒了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8月12日，他再次返回东京，在永田铁山的办公室里将对方刺杀，人称“相泽事件”或“永田事件”。
可皇道派虽然杀死了永田，但并不能扭转力量对比的差距，愤怒的统制派为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2月趁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把第1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命令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满洲。第1师团是皇道派大本营，这一决定无异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最终酿成了二二六事件。
由于整个事件发生前我已调往满洲，所以很多nèi mù我将不透彻，或者说不该我讲，毕竟我当年没有接触到这个层面，但石原元帅回忆录里讲到的东西大体是可信的——如果你无视部分粉饰、掩饰动机和用意文字的话。
说到底，石原元帅才是镇压二二六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而他不算很突出的统制派——他顶多是中立派，他这么聪明的人物很难加入任何一派并屈居人下。这也使他身上的派系特征不是特别明显，后来用人时没那么多顾忌，大家也不会将他的人事刷新当成是两派倾轧的继续。
按照我的想法，226事件归根到底是军队两个派别争夺主导权的斗争，等确立起斗争焦点了，全面战争的步伐也就来临了。
昭和10年{1935}6月，由于满洲匪情【译者注：污蔑抗联抗日举动为匪】越演越烈，国内不断增加兵力，此时距离我晋升大尉已有6年，按理说应该升少佐，不过大尉晋升少佐是军衔晋升中比较困难的一步，我因为军校成绩中游的缘故排得比较靠后，这时同在参谋本部的石原推荐我去关东军任职，他说：“光秀，你有西伯利亚战事经验，又有基层带兵经历，在中枢机关也呆了好几年，也知道这里晋升、提拔困难，不如去一线吧，难道你想一辈子留在国内编战史？”
正好我对有关文字工作也感到有些厌倦，便点头说好，换个环境也不错。
7月，我调到关东军，如愿以偿晋升少佐，上任不到3个月就受命带部队去剿匪。
下一节预告：从满洲到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