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文已经说过，不同于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大作是临时起意，满洲事变虽也是下级少壮派军人独走，但其实进行了精心策划，这种策划一度长达两年，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少壮派军人不断地搜集情报、商量方案和研究对策，还经常与东京的陆军机关中枢进行商议。
对这种行为，关东军高层知道么？当然知道，但装作不知道。陆军高层知道么？说都知道显然不符合事实，说不知道也纯属狡辩，确切地说是部分知道、部分不知道。当然知道的也装作不知道，这里有两个关节需要理清：
第一，满洲事变是以小博大、以寡击众，风险很大，所以高层不能明确表态，万一将来失败要承担责任——我多次说，陆军将校在大佐以下都勇猛得不得了，一旦当了将军尤其是大中将，立即变得缩手缩脚——注意，这不是个贬义词，实际上是地位高了、眼界宽了、知道nèi mù多了、考虑层次更丰富了，所以会有这种反应。高层心态很好理解：大胆去干吧，干成了他们有功劳，干失败了他们可以推卸责任——本人不知情、本人不知道、本人从未耳闻、本人从未同意等等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张口就来。
针对这种情况，堀长官在昭和维新体制中就进行了改革，叫做长官负责制、首问负责制：一个省出了问题，先拿该省长官开刀，一个县出了问题就拿县长开刀。你狡辩我不知情是没用的，只能说明你对属下、对本部门人员和情况一点都不熟悉、不掌握，这样的长官要来干什么？统统撸掉！实事求是地说，这套改革矫枉过正了，长官毕竟不是三头六臂，可以洞察知悉一切下级情况。但在当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迅速制止了那种高级官员坐享其成、推过揽功的现象。
现在因为信息发达、媒体监管也多，所以爆出来各种各样的政府和军队丑闻仿佛社会腐败堕落的不得了，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前体制腐败也不少，那时候你连捅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不要老是吹以前好、现在坏——在我看来一样的！现在至少还比以前能让你知道。当然，动不动就让一个省的大臣下台我认为也严苛了点，可以先从副手、助理问责开始嘛……
第二，当时陆军中枢有所谓中层一致这个说法。何谓中层一致呢？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陆军中枢机构在昭和6年{1931}6月组成了五课长会议，由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课长山肋正隆{从8月开始换成东条英机}、欧美课课长渡久雄、中国课课长重藤千秋这五人组成，后来又加入了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今村均、教育总监部第二课课长矶谷廉介，这7个人讨论一份议案，叫《满蒙问题解决大纲》，主张在本年度合适时间“果断”执行！
这样一个提案，不过是课长一级人物的意见，照理说没什么法律效应，但以前体制就这么奇怪，课长级人物才真正掌握实权，那些高高在上的陆军大臣、陆军次官、参谋总长、次长反而要尊重课里、部里的意见，如果一、两个课长跳出来和长官唱反调，当然是狠狠按回去——八嘎牙路。可如果全体课长一起和长官唱反调呢？那事情就完蛋了，长官马上缩起来说些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可以的话，实际就是默许。
能够真正无视中层意见，坚持按自有逻辑推动的长官在上次战争中我只见过两个人。一个是堀长官，堀长官战功赫赫，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而他的手段出神入化、下属很难看懂，自有威望在这里，所以他要推动什么，下面都全力以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二个是石原元帅，他固然没有堀长官这么大的指挥声望，但背后有东久迩宫稔彦王殿下全力以赴支持，殿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石原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如果不一致，以石原的意见为准！有事你们找石原！”这几乎就是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啊！
石原元帅在人事问题上是吃过苦头的，自己也蛰伏过一段日子，所以后来他汲取了教训，掌握中枢以后就先从人事上下功夫，首先把陆军省的两位大臣换成他的派系，然后大力整肃陆军省、参谋本部机关，凡不赞同他意见的人只说服一次，说服不了就换人，他的口头禅是“不换脑子就换位置”，战争期间他在中枢一共换了27个课长——几乎重要位置都换过一遍，有些位置甚至换过2-3次，换上来的全是石原派或准石原派。
有一年还打电报给冈村元帅，问：“光秀{编者注：指作者}在哪里，让他回东京，我要用他！”听说我“阵亡”后他还连连感慨：“可惜、可惜……”后来听说我没死还在中国，他显得很高兴，我回国后经常招呼我喝酒，当然他酒量不行，经常喝着喝着就醉了……
我说这些不是为我自己脸上贴金，我只是想说那段时间人事震荡很大，有些军官脑筋比较灵活，能跟得上形势，一下子就蹿了起来，有些军官还是死脑筋，很快就被换下去，换下去有些退役、有些被整肃，还有的发配去南洋，至今有很多人对石原元帅不满，这我都理解。
堀长官的威望可以高到团结一切人，所有下属都自愿心服口服，连过去一直和航空兵顶着干的舰队派都对他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他能发动天诛国贼和昭和维新。石原元帅就没有这个办法，只能用换人来实现意见贯彻一致。
有人会说这不是任人唯亲嘛？对，这当然是任人唯亲，问题是上面长官如果非常高明，他任人唯亲、形成意见快速传达反而是好事——整个机构全是高明的策略而不是掣肘，如果长官水平不够，任人唯亲就是灾难了。
我们部分政治学家还有一些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很有意思，经常拿mín zhǔ和dú cái这两个名词简单地做比较：说现在mín zhǔ不好、混乱，一点点事情就折腾半天，wài wéi整天闹事，当初dú cái时多么政令畅通、心情愉悦、上下齐心、国家快速前进啊。进而得出结论：mín zhǔ坏dú cái好。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mín zhǔ和dú cái，固然看体制，也要看执政者的水平，堀长官、石原元帅、东久迩宫稔彦王殿下这种昭和巨子搞dú cái或寡头政治，那当然效果非同凡响，整个国家如同27节满速狂飙的大和号一样前进——又快又稳又好，可你们不要忘了，他们之前东条英机也dú cái啊，那就是全国上下一团糟，弄不好就要翻船——当时差点就翻船了！
现在没有这样高明的人物，所以我说还是mín zhǔ吧，最好的dú cái超过最好的mín zhǔ，但最坏的dú cái比最坏的mín zhǔ恶劣百倍，日本现在这么大，基础也还不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至少还是世界三极之一，稳稳当当把日子过好就足以对得起前人、对得起子孙了，千万不要瞎折腾——那是往绝地里带。
其实这也是世界潮流，德国当初元首执政，当然是彻头彻尾的dú cái，元首退休后把国家交给施佩尔阁下，但把总统和总理的职位重新分开了，总理是戈培尔博士，执政结构就mín zhǔ一些，现在德国比当时mín zhǔ多了，听说施佩尔阁下多次表示自己年纪大了——其实他比我还小几岁呢，希望再过几年把总统交班给科勒阁下，总理已换了新生代上来，那应该会更mín zhǔ……{编者注：此话系平成24年{1981}第二次采访时追加}
【译者注：科勒·希特勒系阿道夫·希特勒元首之子，1986年提前大选后当选为德国总统，目前即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准备开始连任第三次，他已表示第三次任期结束后不再谋求连任，同时也肯定地表示不会把总统职务交给自己的子女}
苏联——确切地说是东俄也是如此，中国同样如此，他们第一代领袖毛的时代当然以dú cái为主，第二代领袖邓的时代刚刚开始不久，我感觉就mín zhǔ一些……
【译者注：党一直主张人民mín zhǔ专政，一直强调集体领导，此错误观点请注意批判鉴别】
刚才说到满洲事变在谋略上、在心理上、在内部思想统一上都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为什么选择9月18日而不是10月18或者更早或更晚的时间呢？这里有两个诱因：
其一是中国内部的政治危机。蒋zhèng quán在昭和5年击败地方实力派后并未完全消灭对手，而是将削弱了对手纳入自己的阵营，虽然快速解决了问题，但却给后续政治、经济、军事埋下隐患，和日本全军一统的体系明显不同，中国内部总有嫡系部队、杂牌军的说法，杂牌军哪里来？就是这些被他吸纳进本方阵营的军队。
蒋本人当然无时无刻不在推动消灭这些杂牌军，采用了很多办法：分化、瓦解、收编乃至借外人的手消灭，固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为杂牌军太多、嫡系部队太少，持续了十几年都消灭不了，且这种手fǎ huì让所有人都身怀戒心，不肯全力付出。
就以消灭为由，我可以举例说明，昭和4年末到5年中，不过半年时间，jiǎng jiè shí便勒令杂牌军对湖南、江西布尔什维克zhèng quán发动两次大规模清剿活动【编者注：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连续失败。蒋除了生气之外并不心痛，因为这些都是他本来就打算要消灭的杂牌军，根本不放在心上。
执行这两次清剿后，jiǎng jiè shí认为对内部威压已具备条件，便在当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引起guó mín dǎng内其他实力派严重不满，为压制这种不满，他在南京汤山软禁党内元老、重量级人物胡汉民，这立即引起恐慌，hú pài、汪{精卫}派、桂系{李宗仁派}、孙科{编者注：孙中山之子，传统派}等在广州召开guó mín dǎng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彷照孙中山护法战争时做法，在广州另立政府，称广州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
【编者注：九一八事变后，guó mín dǎng内谋求合作，最终粤、宁两派息争，于12月22日在南京再召开guó mín dǎng四届一中全会，广州政府取消，由林森为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
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帝国，三次会见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换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至于为什么拒绝很好理解，大家都不认为广州派能成事，广州派手里没有基干军队，有的军队都是惧怕jiǎng jiè shí吞并的杂牌军，只要jiǎng jiè shí稍微施加军事或政治或经济压力，这些军队就很容易反水。
在内部危机时刻，jiǎng jiè shí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执行清剿【编者注：1931年7月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清剿有胜有败，如果jiǎng jiè shí内部不遭遇那么多反抗，这次行动成果也许会更大，但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其实就是地方实力派，jiǎng jiè shí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清剿自然也只能暂停。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这就使石原莞尔认为，如果我们在满洲执行行动，有很大概率不会遭遇来自南京zhèng quán的反对，关东军只要关注张学良的兵力即可——这是他相当高明的判断，事态发展完全没有超过预期。
之所以担心南京zhèng quán反对，倒不是说帝国陆军打不过中国军队，而是关东军担心扛不住巨大压力，南京zhèng quán再怎么弱小也是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引发事态扩大化，不仅国际要干涉，国内也会施加压力，这不是只有区区大佐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可以承受的。就算能抗住，到时候主要功劳也是上面的，他们两人如何甘心？——这句话不是我编排石原元帅，是他主动和我说的，都过去这么多年，早已尘归尘、土归土，我没必要撒谎。
其二，满洲地方冲突。
当年7月，中国和朝鲜农民因为吉林万宝山附近的土地归属、流转、种植等因素产生摩擦，满洲地方当局驱逐朝鲜农民出境，而帝国驻新京【编者注：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双方发生械斗，中国人多、朝鲜人少，所以肯定是吃亏了，吃亏后领事与警察介入，打死了不少中国农民——这不是蓄意谋杀，但采取对策我认为是不妥当的。非要说中国人完全无辜纯是我方挑衅，也不尽然。因为这批朝鲜人耕种的田地是从中国商人这里租借而来，即便违规，也是善意第三人——按道理zhōng guó dāng jú应先解决内部问题，给予朝鲜农民合理赔偿然后再清退，问题商人与官府有勾结，矛头指向了第三人。那时候关东军正在谋求满蒙事件解决，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做文章，风潮越闹越大，形成了所谓的万宝山事件，关东军借机增兵满洲。
第二件是该年6月参谋本部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长杉延太郎等人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军人发现并扣留，然后中村等4人被处决。
【编者注：在证据确凿情况下，为了防止上层把人员再交还日方，东北军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这件事站在不同立场上有不同理解，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中村等人在刺探他们的军事情报，所以扣押乃至处决是有道理的——间谍罪嘛。站在帝国的立场，他们去那一段侦查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张学良部队那点情报根本不值得我们去刺探——只要想要，有的是人乖乖送上，说句不客气的话，关东军对张学良所部的了解要超过他对自己手下的了解，哪些地方有兵及实际员额、哪些地方的工事防御程度，哪些将领的性格爱好和社会关系我们都一清二楚，他的部队对我们来说基本是透明的，犯得着这么费力么？但这句话当时肯定不能说。当然，实际上中村也顺带调查了中国军的情况，但我们认为这一点不重要。
他们处决中村后留下的马脚是个很大问题，按理说既然按照间谍罪处置，身上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望远镜、钱包等都应该封存起来，但恰恰因为中村失踪，我方在展开后续调查时发现了中村的手表——一块“三道梁”牌手表，当时就认为是张学良部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
我后来在中国潜伏，与中国人接触多了使我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件事：张学良部扣押我方人员后，常理来说不敢杀，但中村大尉肯定有过反抗、辱骂甚至还有其他过激行为，这就使他最后被杀——完全是激愤杀人。至于东西，应该是杀人之后顺便掳走或者私自截留了，张学良部最根本的基因是土匪，这种事得心应手。【译者注：这是污蔑之词，请注意批判鉴别】
面对我方施压，张学良肯定不能把当事人交出来，一交出来，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就完蛋了。我方同样不能善罢甘休，死了一个大尉如果没说法，那军队上下就要沸反盈天了。这不是普通人，是参谋本部的大尉，昭和参谋眼高于顶，外派执行任务死一个还了得？
于是，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成为我方准备发动事变、施加压力的直接原因，张学良固然不肯交出或惩办当事人，但也不敢和我们强硬对抗。
【译者注：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鱼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让我们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虚弱本质。倘若张能够委曲求全，全部按我方意图办，因为找不到借口，我们还得再等等——等下去南方的蒋zhèng quán说不定就解决问题了；倘若张足够强硬，不但严词拒绝，甚至还能够从关外抽调一部分部队回满洲做出不惜军事对抗的态势，说不定我们也要慎重考虑。但张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全力以赴，甚至连长袖善舞、四处周旋也办不到，使我们对他的评价继续往下调——这个人没救了！
当然，昭和10年他在西安的举动还是让我们刮目相看，这对我们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不过那是后话，暂且不提。【译者注：西安事变】
有人指责我们“欺软怕硬”，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相处不就是“欺软怕硬”的本质么？更别说dì guó zhǔ yì时代更是弱肉强食，这一点完全正确，难道要“欺硬怕软？”岂不是自讨苦吃？【译者注：请注意批判鉴别】
经过这样精心的分析、商讨、准备，我们在军事、政治、思想、舆论等各方面都完成了部署，而中国内部的危机给了我们千载难逢的动手时间窗口——石原元帅很为这个时间选择感到自豪。
他回国后原原本本和我讲述了他的工作，因为希望能把这番作为刊载在战史教材{内部}中流芳百世，所以没有对我有丝毫隐瞒。那时候他根本预料不到后面会有一场全面战争，更预料不到他的行为刺激了其他少壮派的野心，使他们迫不及待仿效他的举动，一步步将战争扩大，甚至对他试图阻拦还予以嘲笑。
后来他很懊悔，反复纠缠这件事：“都是我开的坏头，这是报应！”
我想公平地说一句：那些少壮派学会了石原的大胆和下克上，却没学会他的精心谋划和深入布置，这种学一半不求甚解的昭和参谋作风极其鲜明，在我看来比什么都不学还要坏，遗憾的是，当时陆军中枢80%以上都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