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态发展有逐渐酝酿的过程，从皇姑屯事件到满洲事变隔了3年多，从中东路事件算也隔了将近2年，这中间还有当时觉得一般，但事后来看非常关键的推动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到帝国，当时田中内阁已倒台，继任的滨口内阁为度过难关展开了紧缩政策以应对下滑。
现在经济界有经验了，知道危机爆发、市场萧条时政府不但不应该紧缩而应该尽可能宽松并持续用赤字刺激经济，用政府订单促进产业回升，即所谓的反周期对策，那时候大家都不懂，不但日本不懂，美国、英国也不懂，大家都用紧缩试图度过难关。普遍以为危机1年，最多2年就过去了，咬咬牙就行，没想到危机在美国持续了4年，在日本持续了差不多6年——正好是我去满洲服役前开始探底回升。
昭和4年10月{1929}，内阁颁布了高级官员减薪一成规定，请注意，这里的高级官员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高级官员，那是有官职的基本都涵盖在里面，在军队中就包括中尉以上等级军官。这件事对军队和军官士气影响非常大，本来前几年裁军就让军官们义愤填膺，再减薪就更难以忍耐，特别是出身贫寒，家庭遭遇冲击的年轻将校本来还希望用自己的薪水替家里撑一撑，减薪等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也许有人会奇怪，不就减少了10%么？为什么会这么大反应？他根本不懂得，一份薪水发下来，经过使用，剩余的可能就只有15-20%，个别节俭的也不会超过30%，一下子砍掉10%，其他必要开支又无法缩减，等于剩余部分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这种日子是很难过的。
这大潮中我是个特殊例外：一则我刚刚从中尉晋升为大尉，哪怕减薪了实际拿到手的钱也超过以往，二则我家庭负担小——我自己父母一方全部在关东地震中罹难，想接济也找不到对象，而我岳父母一方是多年中产阶级，生活还可以，再加当时我只有2个孩子，负担不算重，静子虽是书香门第出身，但很会过日子，能精打细算，家庭比较宽裕。岳父大人不但不用我接济家里，还特意写信来问我需不需要钱，因为他知道我刚刚去近卫师团，花销肯定大，我没接受，我觉得我够花了。
这段时期我在近卫师团结交了很多新朋友，以前我在西伯利亚服役时因为囊中羞涩，很少和大家一起出去玩乐，到近卫师团就不一样，我把以前减少的都补了回来，而且我买单时候非常多，因为比较宽裕。不过有一点我坚持住了，吃饭喝酒玩玩闹闹可以，花街我坚决不去，我不能对不起静子，这件事没少被其他人笑话，以为我怕老婆。
在这些玩闹当中，我第一次遇到了堀长官和山本元帅{编者注：元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那时候堀长官和山本元帅都已是少将，前者还是海军省军务局长、将官会议议员，正是意气风发之际，按历史推断，少则7-8年，多则10年，他就有望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或类似的重要职务。那时候我还是大尉，又是陆军，照理和海军根本不熟，但事情就这么凑巧，有一次陆海军年轻军官喝醉酒了打架，这在过去很常见。一般说来这种群殴肯定是陆军胜利——陆军野小子出身多，又向来看不惯动辄欧美礼仪的海军军官，稍一言辞挑衅就能打起来。
不过大家都知道分寸，最多只敢用拳头或棍棒，别说武器，就是武士刀也不能拿出来，那是要出大事的。
这次打架正好被这两位长官赶上，山本元帅在旁边看热闹笑笑——高级军官一般不管这种小事，但堀长官却一声怒喝：“海军军官列队，操椅子，跟我进攻！”
说罢，当时年近50{编者注：48岁}的堀长官率先操起椅子扑过来，身后跟着一群嗷嗷直叫、打了鸡血一般的海军将校{译者注：日本所谓将校大多数时候指军官而非真实的将校军衔}，我们这边最高军衔只是少佐，一看少将扑过来赶紧逃——再怎么有理、高层怎么袒护，少佐对少将动手总归不合体例要处分的，所以他脑子很清醒立即跑——不跑就要挨揍了，他一跑，我们这人心也散了，全部都跑。
后来老有人说堀长官怎么身先士卒带舰队冲锋，堪称军人楷模，我在昭和6年就知道了，一点都不奇怪，他就这么个人。{编者注：此话系采访时补充，因堀元帅、山本元帅均已过世，未得当事人印证，但另有其他陆海军将校佐证确有其事}
说来很奇怪，大佐以下军官，都是陆军比较猛，能身先士卒冲锋，就是肉弹攻击也在所不惜，但到将官这一级，尤其是大中将，陆军一下子就萎靡了，不如海军敢打敢拼，特别有些大将那真是贪生怕死得可以——对，我说的就是东条！东条英机在天诛国贼中被清算，因他是大将，所以给他留了体面准许自行剖腹，与东条一起被责令自尽的还有一些陆军将领，通知早晨就发了，但到了下午，其他军官都陆陆续续自尽完毕，东条还好端端地活着——听说是怕痛，不敢自杀。
他太太、儿子看不下去了，宫里传话的人也等得有些不耐烦，最后决定用手qiāng，一个大将连qiē fù都不敢，打什么仗啊！更奇特的是，手qiāng他也哆哆嗦嗦迟迟扣动不了扳机，最终还是他儿子帮他在手指头上使劲才完事，就这样的人居然还当了1年多首相，真是岂有此理！据说东条夫人后来平静地说：“夫君你既然这么怕死，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呢？”
这件事陆军上下引为丑闻，当时不准谈论，我恰好在中国潜伏，自然也不知道，是回国后有一次和石原元帅喝酒时他喝醉后告诉我的，当时我差点笑死！{编者注：此事传闻很多，且大家说法高度一致，看来属实无疑，东条大将的儿子尚健在，对传闻一直表示沉默，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已说过我是特例，当时大气候就是晋升缓慢、薪金削减、部队裁军，以至于军队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桃栗{编者注：少尉}3年，柿{编者注：中尉}8年，想当大尉13年”，军官们人心惶惶，不断产生危机感。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内部的政治变化：
中东路事件后，满洲局势暂时消停下来。但次年在中国腹地又爆发了新的战争【译者注：中原大战】，战争一方是南京蒋zhèng quán，另外一方是表面服从，实际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包括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蒋zhèng quán依靠的是所谓中央军，大约60来万，其他地方势力兵力总和大约是80多万。蒋并不占优势，不过他面对的三个敌人间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也很难完全团结到一起，所以大体上双方势均力敌，具体作战过程可能蒋吃亏多一点，不过也就是几万人的事，影响不了大局。
当时陆军与各个势力都有接触，也有向我们提出援助请求，不过帝国财政自己都很困难，怎么可能援助？只卖了一批旧军火。
双方僵持不下，拼命寻找援兵：掌握满洲，拥兵50万的张学良被双方一致拉拢，当时态势很清晰，张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获胜。蒋先生的政治策划技高一筹，说动了张学良，让他入关帮忙，代价是由张主政华北和京津等地。
这件事让帝国对张学良的政治能力评价再次下调：本来在他稳定满洲局势，击毙杨宇霆巩固统治后这种评价还可以，但他先冲动地败于中东路，后又贸然投入南方战争，使我们对他评价很低。
原因不难理解：张学良此时是能够改变局势的关键之人，如果张作霖在世遇到该格局，一定会左右逢源为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毕竟从性质上来说，奉系也是地方势力，和冯、阎、李算难兄难弟，对他最有利的就是离岸平衡，坐山观虎斗，至于华北和京津其实不难获得。
但他没顺着这个思路执行，反而响应蒋zhèng quán号召将军队开入山海关内，一动就是20多万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关东军对此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未加丝毫劝阻，甚至还暗暗叫好：满洲力量越空虚，越有利于我们军事解决——这句话不是我当时看明白的，也不是我现在总结的，而是满洲事变结束，石原元帅回国后和我交流时谈起的，那时候我正在参谋本部编撰战史，对前因后果非常感兴趣。
这里面历史有很奇妙的推论：其一，如果张学良没有入关帮忙，则他在满洲的实力还要强得多，满洲事变是不是一定会发生，是不是一定在那时候发生有很大疑问；其二，如果张学良采取了坐山观虎斗或者帮助地方实力派推翻蒋zhèng quán的策略，则中国内部的混乱和割据可能还要持续很久，七七事变会不会一定发生就不得而知，因为帝国有一种本能的战略指导思想——尽可能保持中国内部分裂态势。
中国人总抨击帝国采取这种策略有违道义，但实事求是说，站在帝国立场上完全可以理解：中国相当于欧洲这么大一片土地，帝国不过就是类似于英国这么大一个岛国，一旦统一对我们威胁太大。英国能容忍欧洲大陆铁板一块？如果能容忍，为什么200年来英国先是反对拿破仑法国，后又反对沙俄，又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然后反对德国甚至不惜打一战，接着又反对法国，然后又反对第三帝国并再次开战？
帝国也不是没给过中国机会：明治维新时，中国也搞洋务运动，当初我们就认为应该双方一起强大，联合起来把欧美势力驱逐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可以平起平坐，共同统治，中国人多面积大，可专注于发展陆军，日本人少是岛国但凶猛，可专注于发展海军，一个向陆地扩张，一个向海洋扩张，岂不美哉？
可惜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内部倾轧、tān wū fǔ bài、社会堕落，另外还有满汉矛盾，不见强大，反而愈见衰弱。所以司马辽太郎先生写的《坂上之云》小说我认为写得很好，就把日本这种矛盾与挣扎写了出来：身处dì guó zhǔ yì年代，要么奋发图强成为列强，要么自甘堕落成为殖民地，没有中间出路可走，帝国独自站立在亚洲一群弱者中，孤独而无助地拼搏着，最终通过向自己老师开刀的方式一跃成为列强，这是何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方式。
而就算这以后，帝国也不是没帮过中国的忙，满洲是我们从俄国手中夺下来的，本来八国联军之后俄国已全面占领了满洲，大有变成黄俄罗斯的架势，被俄国吞下去的土地你们见过有归还的么？哦，在欧洲归还了一部分，远东部分一点也没有。中国现在和我们谈论满洲问题，彼此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日本承认帝国与满洲帝国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承认中国与满洲有密切关系，但无论以前还是现在，都不认为满洲是帝国领土，如果是俄国，你去问问看那些占领的地方是不是都变成了俄国固有领土？【译者注：皇国史观，请注意批判鉴别】
现在有人希望司马辽先生把后面的昭和时代也写一写，我倒认为不要这么着急，因为昭和时代距现在太近，结束才不过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事情还看不清楚、看不透彻，还有一大堆昭和时代人物存活，搜集史料可以，轻易下结论太早，我建议再等四分之一个世纪，至少等目前这批天天叫嚷“昭和男儿”的遗老遗少死光了再写比较好，当然我这种天天唱反调的遗老肯定也死了，大家都可以清净一下。{编者注：此系平成24年{1981年}第二次采访时追加，小林将军坚持放入}”
总而言之一句话，现在时代不同了，起码和我们当年打仗时截然不同：优势国家在强力整合，欧洲高速一体化，别说欧洲大陆，也英国也是一体化对象——虽然不列颠还在挣扎，亚洲也在进一步融合，帝国在获得南洋、印度、新西兰等控制区后，对中国态度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现在帝国控制区基本和中国领土平起平坐，已不会对庞大的中国本土产生本能的畏惧感，我们连自己内部会不会分崩离析都不敢打赌，还天天担心会不会灭亡，哪管得着中国分裂还是统一？现在甚至希望中国能帮助帝国分担一部分压力，因为中国力量已起来了。
当初联合国确定常任理事国时中国不在其中，是日本向轴心集团和美国提出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前提，授予中国作为亚洲代表以常任理事国地位，当然因为中国国力不强，投票比例只略高于非常任理事国。说实话这决策很高明——我当时看不懂，潜伏越长看得越清楚，现在大家基本就懂了，所以前几年纪念堀长官诞辰90周年{译者注：1973年}这么轰动，不但美国，连中国也派人来，就和这一条脱离不了干系。
堀长官不仅同意给予中国常任理事国地位，还在去世前提过一嘴，希望把中国投票比例提高一点，因为中国实力已起来了，后来这件事也办成了，中国投票比例达到将近2%，其他强国都缩了一点，看上去国际体系更加巩固。照我说，中国投票比例迟早还要上调，元首当初制定的机制比较科学，所以国际秩序总体还算问题不大，虽也有剑拔弩张，也有摩擦争执，但大的战争一直没能打起来，到现在安定30年了，对我这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老军人来说真是很难想象。【译者注：1997年，中国投票比例第三次上调，目前将近3.5%】
把中国纳入体系，他就是体系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现在各强国{除美国}外都面临殖民地分崩离析态势。德国还好，本土很强，殖民地只是锦上添花，有没有都不会伤筋动骨，像帝国这样本土和wài wéi基本1：1的国家维持起来就非常吃力。承认并巩固这种政治格局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如果现在再爆发世界大战，那帝国才真有dà má烦。报界嚷嚷着说“平成废物”没有“昭和男儿”的气概，不敢打仗，我认为是对的，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核子时代，是人造卫星、洲际导弹、航天飞机的时代，打起来要同归于尽、人类灭亡的知道么？动不动就想打仗，这些人和昭和马鹿一样蠢，甚至比他们还蠢！{编者注：原话如此}
第三个因素是帝国内部的政治危机。
浜口内阁减薪只是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政治危机同样不容忽视，该内阁一项重要政策是缔结伦敦海军条约。
根据海军要求，我方提出辅助舰比率对美保持7：10；大型巡洋舰对美7：10；维持现有潜艇规模{约7万吨}等三大原则。英美两国均表示难以接受，美国只同意6：10。最后我方妥协，大型巡洋舰为6：10，整体辅助舰艇为7：10。浜口从建立世界和平秩序、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积极推动海军裁军，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
但华盛顿裁军会议以来，海军就一直对政府心怀不满，军令部强烈反对缔约。加藤宽治军令部总长、末次信正次长等人最为强硬，他们说服了东乡平八郎元帅和伏见宫博恭等人，顽固地将反对缔约运动扩大化。海军稳健派山梨胜之进、堀悌吉、冈田启介等人对加藤进行说服工作。加藤宽治趁机提出要直接面奏天皇，被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压下，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都从与英美两国协调的立场出发希望签署条约，实际上天皇也是这意思。由此产生了条约派、舰队派，从签条约来看，似乎条约派大获全胜，但后来舰队派才掌握大权——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条约很快进入审议程序。当时帝国议会没有条约批准权，须经枢密院批准条约才能生效【译者注：堀悌吉主持昭和维新体制后对此进行改革，日本帝国议会拥有批准权，枢密院拥有反对权，反对后如再次以三分之二通过，则保证通过，不需要奏请天皇同意，这就在实际上架空了天皇权力，因为这同时抬高了首相尤其是议会多数党首相地位，再加堀悌吉大权在握，当时身为皇族首相的东久迩宫稔彦王予以赞同】。
在野党政友会把军令部的反对意见当作攻击政府的绝好材料，在当年召开的特别国会上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指责浜口违背军令部意志签署裁军条约是“侵犯统帅权”，违反宪法，企图以此推翻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鸠山一郎、内田信也等成为在议会上对政府发起攻击的中心人物。
实际上侵犯统帅权是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西伯利亚战争时期陆军中枢就拒绝内阁的撤军要求，理由是“侵犯统帅权”；后来天诛国贼事件中堀长官也认为伏见宫干涉舰队的行动是“侵犯统帅权”；满洲事变政府对前线的干预也是侵犯统帅权，因为理论上关东军“统帅权独立”。【译者注：堀悌吉主持昭和维新改革，明确将统帅权定义为天皇是日本军队大元帅，但其权力仅限于明确陆海军四巨头并授权，不直接统属部队，换而言之，授权后有关军队调动、使用可不需要再经过天皇，只要经大本营{战时}和政府{平时}认可即可，再加宣战权也落到议会手里，等于进一步架空了天皇权力，但因迎合了举国一致和陆海军dú cái体制，顺利落地】
这时候政府外交大臣是币原，他的外交路线主张国际协调，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对华亲善、不干涉内政。签署伦敦裁军条约后，这一路线开始被批判为“ruǎn ruò wài jiā”，再加“侵犯统帅权”，在政治、经济、军备乃至精神上连受打击，军人愈加不满，危机在持续酝酿、发酵，少壮派军人尤其暴躁——实际上他们懂什么统帅权不统帅权，那是大中将才有资格讲的事！
信号传递下去后引发强烈不满，当年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东京站站台上被人袭击，所幸没被当场刺死而是重伤，失去强有力领导的内阁急速丧失凝聚力，政局陷入一片混乱，政府根本控制不住军队，昭和6年{1931}8月26日，滨口首相去世，一个月后，满洲事变发生——两个时间点是密不可分的！
本作者即将使出上中下续补完dà f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