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毕业之后照例是要重用的,当然怎么重用有很大区别,与毕业生的能力、素质和排名有关,也与他背后提携的长官能量有很大关系。
按照当初的重用体系:第一等学生安排出洋,去国外担任驻外武官,一般来说欧美发达国家的武官是最顶尖的学生才能担当,然后才是中小国家,最后是一般国家,如果能成为英、法、德、意、美五大列强的武官,那前途简直就是金灿灿的一片,当然还有两个国家的武官也很重要,一个是驻露武官,一个是驻华武官,没有特殊能力是不能去的。
我虽然懂一点俄语,但从来没奢望过成为驻俄武官,那不是我能去的地方。
第二等是安排进陆军中枢: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特别优秀的学生进作战课、参谋课,略逊一筹的去其他科室,整个陆海军中枢机关就合称军部,特别是在举国一致体系下,大本营有时候就代表军部,人称昭和参谋的就是这批人了。外界以讹传讹说军部怎么怎么,其实从来就不存在军部这样一个独立机构。
第三等是安排进近卫师团:去联队带兵,去师团参谋部担任参谋,一般说来,大多数无权无势无背景,成绩也一般的学生就去近卫师团,一般会在近卫师团过渡几年,然后等时间差不多了把你晋升一级去其他师团。
我当时就被安排进了近卫师团,这时候恰好下桥长官{静子的叔叔}晋升少将,也在近卫师团任职,在他的关照下,我也还算混得不错。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一定会记得我曾经说过中村长官和下桥长官当时就是大佐,基本上板上钉钉5年内可以晋升少将,但实际上他们两没有一个在5年内完成,下桥长官后来用了7年,中村长官用了8年,至于为什么会推迟,倒不是有人从中作梗或抢先,而是与陆军当时的大气候有关。
西伯利亚战争失败——至少没打赢吧,政府耗费巨大军费而一无所获,所以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米骚动是民间表现,在军队内部就是裁军——从大正11年{1922}到昭和2年{1927},当时担任陆相的山梨半造和宇垣一成先后推动三次裁军,山梨陆相进行了2次,宇垣陆相进行了1次,人称山梨军缩和宇垣裁军,而只推行一次裁军的宇垣陆相力度比两次山梨军缩还大,前前后后一共削减了4个师团和大量骑兵联队,虽然也增加了一些机甲兵和航空兵联队,但总体裁军多扩军少。
由于帝国陆军的特殊体制,现役和预备役军官待遇差别天差地别,除非正好碰上学长、老长官或其他亲属关系,否则现役的大佐甚至中佐都能对预备役中将呼来喝去、很不恭敬,这就使得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们对纳入预备役极为恐惧,也使纳入预备役算是一种非常重的惩处,外界老说军队上下袒护,犯点事就只退役,什么处理也没有,殊不知对军官而言,退役已是极为严厉的处分。
从退役再次转为现役不是没有,但非常少,像堀长官、石原总长这样能从半退隐的角色一跃后来成为帝国顶梁柱那可真是绝无仅有!
当了职业军人一辈子,突然退役就会使军人不知道干什么,也没有其他谋生能力,如果再赶上以前当军官时不注重经济维持——将军级的薪水虽然还可以,但与欧美同行比明显偏少,更重要的是,帝国军队有传统,上级要为自己看好并准备大力提携的后辈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这就使得他们也存不下钱来。
像我结婚时,虽然所有花销都是女方承担,但我家里人的打扮和回礼,以及父母亲、弟弟妹妹们的衣服及路费什么的就不能找女方开销了——我毕竟不是入赘,不能开这个口,这里的钱基本都是中村长官为我出,算是他送我的结婚贺礼也不用还。
正因为有这种前辈后辈的提携、帮助关系,所以军队中一旦结成派系是相当牢固的,长官有什么指令交代下来一定要竭尽全力去做,背叛长官改换门庭被人极度看不起,差不多等同于叛国,换而言之,哪怕长官交代的命令是错的,只要遵照他要求完成了,将来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责任。别看有时候长官脾气上来了对下属拳打脚踢,动辄扇耳光,但真对属下好的时候是当儿子、当弟弟一样宠着的——你会因为父亲偶尔教训你一顿而心怀怨望么?
这种特殊体制造成了日本军队与其他各强国军队完全不一样的秉性,特有的上下尊卑、特有的服从于纪律、特有的凝聚力——派系之间凝聚得和兄弟父子一样,不同派系就和陌路一样。所以说如果派系头头被整肃,那剩下的军官只能连根拔起——不是信不过他们,而是没法用也没法指挥。
正因为3次裁军造成了大量的职业军官积压,所以使原本正常的晋升被迫延长。陆军在裁军,海军后来也在裁军,特别是1930年伦敦军备会议以后大裁军,有不少大佐级军官提前退役,相对来说海军富裕点,可以先晋升再退役。但也不可能人人晋升,怎么区别呢?就按照吊床号限定范围:如果吊床号靠前,则让你先晋升少将后再退役,这样面子和退休金都保住了,如果吊床号靠后,就对不起了,直接让你退役,既没面子退休金也少了很多,而且大家都认为公平合理,谁让你当年读书不用功来着?——读书不用功一辈子死在里面爬不起来就是这道理,连退役都能给你分出高下来!
这段时间军队思想是混乱而复杂的,一方面由于技术革命的进步对坦克、飞机和其他新式武器的研究层出不穷——很多技术型军官喜欢钻研这个;另一方面是动荡的政治思想——裁军导致对文官政府的厌恶,经济萧条和国力下滑带来的对帝国未来的忧虑,另外还掺杂着阶级对立、社会丑恶、腐败、风气堕落等看不惯但又无力抗拒的矛盾思想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思想。
不夸张地说,从我进入近卫师团到去满洲服役这6年时间是我个人思想最混乱、接受新事物最多的6年——大大超过以往30年,尤其在东京这种地方,是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形形色色人物都有,什么样的东西接触不到?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对纯粹技术兴趣不大,一度很热衷参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
连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我都接触到了,当时如饥似渴地拿来读本偷偷看,一度成了半个布尔什维克信徒,直到现在还认为有其正确性{编者注:这段话是我们采访时小林将军口述的,经我们再三确认是否要删除,他都坚持保留,并说:我都77岁了,还是个退役中将,如果连我都不敢大大方方说话,日本还有人敢说话么?}
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思想对于底层人民、对出身贫寒而又有希望一番作为的年轻人有很大吸引力,特别是讲到资本家、地主对贫苦百姓的欺压和剥削,我到现在都深有感受,认为说得很对,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不合理!所以我当时陷入了进去,甚至还在回家探亲时和家里人探讨——那时候我胆子真好大!
岳父大人是中学校长,在当地也算大知识分子,他没有惊恐不安,而是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光秀,我理解你的感受,也同情这些贫苦人民,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什么?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再分配真的可以人人平等了么?”
我当时就疑惑地反问:“为什么不呢?”
岳父摇头:“人与人天生是有差异的,你看,你出生这么苦,但因为你肯拼搏、肯用功读书,现在成了帝国军官还从陆大毕业,你的前程一片美好,等你退休时大概能当上将军,最不济也是大佐,好了,和你一样贫苦的神奈川老百姓有多少?有几个能有这样的机遇?”
我摇摇头,我忽然想起我童年时那些小伙伴似乎一个也没有达成这个目的。
“现在你也是父亲了,有孩子,将来你也会培养他,那他就有一个很高的起点,最起码比你的起点高得多,他说不定将来可以娶一个名门闺秀……然后就世世代代算是上流了,可如果有人这时候要和你均贫富、同起点,你能答应么?如果你能答应,那你现在这么辛苦付出积累干什么呢?反正积累到最后也是和懒惰的人一起均贫富,为什么要奋斗呢?”
我忽然就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我辛辛苦苦奋斗打下来的基业为什么要和别人平等?如果我不愿意平等,那为什么要强迫资本家和地主把他们的产业奉献出来供大家平等?
我争辩说:“可很多资本家和地主的产业是巧取豪夺而来,不是靠他们奋斗的本事,这不公平。”
岳父点头:“我相信你说的人一定存在,可能还不少,问题是你怎么界定好的资本家、好的地主和坏的资本家、坏的地主?你有评价标准么?如果谁掌握了这套标准,谁有把人定义为好坏的权力,你敢说他不会成为新的权贵?到时候你怎么均他的贫富?”
我忽然有些明白了,当即就有心灰意冷的感觉——所以我说我是半个布尔什维克信徒,我认为要来一次均等、来一次公平是对的,但我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我的智力水平和眼界只能支持到这里。
你们肯定也知道后来堀长官横扫四大财阀、对官兵授田的经过,我就认为他做到了我想做而想不通怎么做的事:他不是简单地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产业,他是只针对最大、最富有、罪行最多的四大财阀,分配也不是人人均分,而是给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士分配——给奋斗的有功之人分配。
所以有人说堀长官推动的昭和维新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改革”,我对此深表赞同。现在维新改革已持续30年,堀长官本人也去世十多年了{译者注:此话说于1976年},日本虽然各方面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新的矛盾层出不穷,阶级对立、贫富分化依然存在,甚至还有了新名词——军功特权,嗯,我大小也算一个——或者说全日本最后一个吧,因为我的军功授田直到16年前才基本确定下来。
现在有人嚷嚷着要推动平成维新,说实话我不赞同,不是不赞同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而是我认为他们不配——他们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他们有堀长官、东久迩宫稔彦王殿下、石原元帅这类昭和巨子的能力、魄力和威望?反正我是看不出来!{编者注:小林将军在采访时反复强调,照实写,不要改,不要怕得罪人!}
当然,我万万也没有想到,正因为我早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比较熟悉,还有一点同情态度,甚至还和日本gòng chǎn党的几个要员见过面、说过话,使得我身上有一种特质,这也是我后来被选中去中国潜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当时只有30多岁的我是完全不能预见后来的。
除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在近卫师团服役的时候还接触到了其他思想,比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组织的国家主义运动,又比如一夕会、二叶会、樱会等,樱会是当时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为主在昭和5年{1930年}发起成立的,成员是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青年将校。一般来说,他们眼界很高,不屑于发展普通部队中的军官,但因为我在西伯利亚和桥本中佐有过数面之缘,他对我有一点印象,便来拉我参加。
我勉为其难地去参加过几次聚会,说句实话,我和那批眼高于顶的昭和参谋实在不是一个路子,他们都能侃侃而谈国家大事,恨不得改天换地,我就像个土包子一样坐在旁边傻乎乎地听,偶尔还从底层人民的角度辩解几句,反对他们的想法,他们便认为我朽木不可雕也,是愚昧落后分子的代表。努力了几次发现教育改造不过来,便把我放弃了。
后来我又去旁听过几次一夕会wài wéi积极分子的聚会,内容有很多不同——从那个时候起,统制派和皇道派就区分开来了,一夕会算是统制派,樱会算是皇道派,不过一夕会的组织更严密、人员更多、层级也更高。
我其实什么派都算不了,因为我那时候只是个大尉,层次太低,至少要少佐才能表态。不过我和一夕会走的更近一点,因为提携我的两位长官——中村将军、下桥将军都是一夕会成员,而且我还是下桥家的女婿,所以打着半个一夕会的标签。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冈村元帅{那时候他是大佐},虽然他的军衔比两位老长官低,却是一夕会的核心成员,地位还超过两位老长官。
我当时始终弄不明为什么会这样,但几十年后看清楚了,冈村大佐后来成了元帅,而我的两位长官当到中将以后就退役了——这个区别他们或许在心里比我还清楚。
昭和7年,因为中村长官进了参谋本部,他把我也带到了参谋本部,当然最好的第1部、第2部我是进不去的,我去的是第5部,负责战史编撰{因为我是为数不多完整经历西伯利亚战事又在基层一线服役过的参谋},说句实话,我当时心里没有一点不高兴,相反还认为高攀了。倒不是我故意谦虚,因为我在参谋本部看到了太多出色的人物:永田铁山、小佃敏四郎、武藤章、冈村宁次、田中新一,哦,还有东条英机……另外还有刚刚结束满洲事变,得意洋洋回国的石原莞尔。
除东条英机我感觉一般以外,其他这些人物我都认为非常出色、非常出类拔萃,让我一下子就心生仰慕之情,也有一点自惭形秽:我和他们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就以石原莞尔为例,书念得好不说,还特别会聊天,和他谈话不知不觉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且给人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据说本来他是陆大头名的,因为总是和教官争论,所以只给了第2,但我想如果他不是特别出色,凭他这个性子恐怕连第2都给不了。而且这种事在士官学校已发生过一次——本来他该是第三,结果因为和教官冲突,最后给了第6。
但无论第二、第三还是第六,都不是我这种竭尽全力才拼到中游的人可以想象的,而且我感觉他应该是很轻轻松松就能达到这个水平,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超一流学霸,对我们完全是碾压。
所以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样的人才你让我和他平等?怎么平等得起来?所以他有脾气、有性格我完全理解,换我有这本事,尾巴老早翘到天上去了。
不过老天大体还是公平的,这种出类拔萃的人物毕竟不多,比如绝色美女肯定是让女人们都嫉妒得发狂,但一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出一个,让我感觉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就是不到10个人,这种感觉我在陆大41期同学中是找不到的——虽然我只是中游,但老实说同年中没有这样让我佩服得不得了的人物。别说41期没有,我接触过的39、40、42、43期都没有。所以人家说我们41期是星光暗淡的一期不是没道理。
{编者注:采访时我们插话,说小林将军由于您在敌营周旋10年,官至高位且安然回国,同时您在报告中撰写的信息、提出的建议和未来发展目前都一步步在得到印证,大家都对您的努力和远见钦佩不已,认为您才是41期最好的毕业生!小林将军爽朗地大笑:别开玩笑了,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是我呢?……人贵有自知之明!}”
另外还有一个错误必须纠正外界的认识,我回国后不是连升sān jí,我只是升了两级:我受命潜伏时是以中佐身份去的,实际上我距离晋升大佐最多还有2年,为鼓舞我的斗志,冈村大将就提议帮我先行晋升——报给我家里是阵亡追晋大佐,实际上派遣军秘密档案里我是破格晋升大佐,不过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而已。
至于回国后晋升中将还有一个插曲,我当初写的材料被大本营当做教材供少将以上军官阅读,回国后一直没明确我的军衔,暂时按大佐对待,有人说给我少将,有人说给我中将,不知道我写的材料怎么流落到堀长官手里去了,他看后表示很好,不但推荐当时还是太子的陛下看,还对东京发话:“如果陆军争论不下,让他转行来海军带陆战队,我保举他为海军中将。”
海军那时候被称为堀时代,所有军官是清一色堀派,堀长官虽然早就退隐,但一直牢牢掌握着海军最高权力,说话一言九鼎,比当初东乡元帅还厉害,别说区区一个中将,就是要给我大将也不会有人反对。
这句话把陆军中枢吓坏了,连退休的石原元帅{编者注:元帅陆军大将}也坐不住出来干涉,第二天陆军省立即下令晋升我为中将,不过我中将干了没几年就退役了。
实际上,我离开中国前担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这职务在他们后来授衔时也是中将,甚至还有秘密消息发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如果我回去并做个象征性检讨,可以继续留任并担任中将——当然你们都知道了,我最终没回去而是留在了日本。
下一节预告:小林光秀谈满洲事变认识、原因剖析以及他去关东军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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