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很多读者来问我到底潘“不可用”以及潘后来的下场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写一个番外的番外，该情况与剧情无关，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不看。
潘汉年的情况十分复杂，他的下场与他和各路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大有密切关系，
1925年，潘汉年与博古在无锡有关孙中山追悼仪式上认识，由此两人结识，这一年潘加入了zhōng gòng。由于潘不但是书香门第之后，本身学识、口才、文化都不错，因此在后面几年历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要职，结识了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战线的人物。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潘汉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获得了“小开”的绰号{上海话大老板公子}。
412之后，潘的身份没有暴露，后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担任zhōng gòng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zhōng gòng党组书记，继续与左翼文人打交道，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而此时潘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zhōng gòng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和在zhōng xuān bù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是李立三。
1931年zhōng gòng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zhōng yāng zhèng zhì jú，分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对博古说需要一个得力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了潘汉年。于是，1931年1月底，潘就任zhōng gòng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直接受王明领导。这一年也是zhōng gòng临时中央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刻，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4月27日，长期领导zhōng gòng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4日，zhōng gòng中央zǒng shū jì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遭逮捕后叛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被迫离开。
9月份，搜捕更趋严重，几乎难以立足，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gòng chǎn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gòng chǎn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几项项安排来保证自己的地位：第一项是组成临时zhōng yāng zhèng zhì jú，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这里六个人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物，而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在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观点一致的战友。由于周恩来不在，他巧妙地排除了三朝元老周。同时这个临时班子不设zǒng shū jì，只有常委和总负责人，给自己保留了zǒng shū jì的位置。
第二项是决定重新加强特科工作，由于长期工作的人员相继叛变或者牺牲，王明就提出要用全新的人才。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从入党到现在，潘汉年一直周旋在白色恐怖下，但自身毫发无损，甚至连威胁都没有，还为其他同志解决了大量的安全困难，这就使得博古对他有一种信任感，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zhōng gòng中央特科工作。王明对此表示接受，并和博古约定潘汉年为双方的联络员——“从1932年1月1日起与gòng chǎn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gòng chǎn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guó mín dǎng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件，只能靠脑子记，用口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潘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损失不大、功劳不小。5月，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潘梓年与潘汉年是同乡，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防止意外{潘早几年与文人接触特别频繁}，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中央红军在3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土改“查田”运动亦取得了胜利，边贸开展得很活跃，根据地正在发展，军队和地方都很需要干部。彭德怀向博古提出要给他配个政治干部，杨尚昆愿意去与彭共事。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博古表示同意，让潘汉年接杨尚昆的工作，任zhōng xuān bù中央苏区宣传部长，在zhōng xuān bù部长张闻天手下工作。
长征开始后，本来潘是要留地方工作的，是博古临时把潘调回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同部队一起转移，为的就是使潘能留在身边。
【作者注：长征免不了有人上路，有人留下，大家都知道走的机会大，留下危险，但不可能人人都走。所以谁走谁留成了一个敏感话题，有很多人被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只有部分幸运儿躲过了追杀，其他很大一部分都不幸被捕遇难。其中最著名的留下人物是瞿秋白，作为党内政敌，瞿秋白就被博古留下了，理由是“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认为不适合长征。可实际上，比瞿秋白年纪大得多，将近60岁的徐特立都成功转移了，由此可见权术。毛当初为瞿秋白求过情，但他自己也自身难保，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瞿最后在1935年牺牲。】
1935年2月，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决定交权，让张闻天、周恩来、má zé dōng来领导，博古要求潘汉年向莫斯科汇报这里的变动情况，因为只有潘才是王明接受的联络员，也只有潘出面说话才能让王明相信这是博古的真实想法并进而获得gòng chǎn国际同意。
周恩来考虑一个人过于危险，让陈云同志也去，两人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都要找王明并通过王明向gòng chǎn国际汇报，但汇报以潘为主，陈补充。”
9月中旬，潘抵达了莫斯科找到了王明。此时王明刚刚在gòng chǎn国际七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他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是他一生权势的顶峰、王明听说博古交权表示很遗憾，但对张闻天上台认为可以接受，在他工作之下，10月2日gòng chǎn国际批准张闻天为zhōng guó gòng chǎn dǎng临时负责人——这才使得遵义会议有法统依据。
任命宣布以后，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lín biā堂兄}两人分别回国，向zhōng gòng中央传达gòng chǎn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由于当时不知道zhōng gòng中央到了哪里，因此决定张浩走陆路，潘走水路，由于红军此时已抵达陕北，所以从蒙古穿陆路的张浩特别顺利，只用了一个多月就找到了中央，这时候一问潘还没到，考虑到潘走水路确实折腾，中央也表示立即，决心等。
其实这时候潘还没有离开莫斯科，王明更愿意相信潘，所以在让张浩走后又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在gòng chǎn国际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不但要学会，而且要把密码本记在脑子里，不允许有任何纸片辅助。潘在这方面是天才，经过三个月训练完全背熟。正准备就绪要回国时，王明又找他说：jiǎng jiè shí派guó mín dǎng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王明本人不方便出面谈，便请潘汉年和陈云出面。
【作者注：所谓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不光是毛提过，王明也提过，蒋也提过，当然大家口头都说合作，怎么个合作法是有差异的，西安事变只是促成了合作，而不是激发了合作这个思路。】
潘和陈云商量这件事，陈说你是个“谈判高手”，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全权负责得了。
【作者注：陈云成功甩锅，当时国共还是敌对，在没有中央认可的情况下去商谈合作，本身很敏感，陈云脑子想得多，潘没有顾虑这层，于1月17日、22日和2月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7月在南京和陈果夫继续深谈】
2月下旬，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月的事，不料他运气非常差，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4月8日才以旅游者身份出发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1936年5月中旬，距商定的7月会见陈果夫时间很近，先回陕北再来南京肯定来不及，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并与guó mín dǎng中央委员张冲联系上，有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才平安到达南京。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尚未和陕北毛、周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tiě dà bù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zhōng gòng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作者注：这是段非常惊险的事，潘掌握着绝密密码，不先去陕北汇报反而大大咧咧去南京与guó mín dǎng会谈，万一对方使诈，轻则他自己完蛋密码中断，重则guó mín dǎng直接截获有关密码，幸亏二陈兄弟还有点义气，没对潘动手，但已为怀疑埋下伏笔。】
有了特别通行证后，潘于8月1日乘火车到达西安今天后找到了zhōng gòng中央，由于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má zé dōng对他很不满意。而潘迟钝的政治嗅觉又看不出来zhōng gòng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má zé dōng。还言必称王明，在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guó mín dǎng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更令má zé dōng十分反感。
在这种情况下，对潘的回来，毛与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甚至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
然后中央讨论了潘的工作和他汇报的与国党方面的谈判问题，关于合作抗日，都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对潘的评价很差，毛对周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没等周发表意见，他又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作者注：这句话就几乎确定了潘在政治上不可靠，不能重用的前奏。】
博古知道潘的处境很糟糕，一方面努力为潘辩解几句，一方面又对潘说：“……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注：这谈话虽然给潘提了醒，但也使潘失掉了政治上最信赖他的领导，当然博古自身难保，这么做无可厚非】
总算潘在上海经营特科时保护了一大批人，再加上特科时周对他还有一点香火情，因此潘后来派出去与guó mín dǎng谈判统一战线的事，取得了成绩，后来被派驻上海搞情报工作，身份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他利用当年与文化界的香火情，将一大批文化战线的知识分子在上海沦陷前后送到了香港，到1938年9月回到延安出任中社部副部长，排名在李克农之后。
在延安的安稳日子没几天，潘又被派出去搞情报，最初的重点是香港，后来到了淮南，主要就是在华中局领导下负责对日、对汪事务，实际上，汪精卫zhèng quán负责特务工作的人员是李士群，他自己也是特科出身，他怎么可能不懂潘汉年的手法与节奏呢？说起来两人都是知根知底的关系，所谓搞情报，除了瞒着日本人之外，无非是互相交换——潘提供重庆的情报，李提供日方的情报。
在此期间，李还让他去见了一面汪精卫，很多历史书是“胁迫”，其实这完全误解了潘和李之间的关系——潘不愿意见，李还能拿着绳子捆着他去见么？见汪固然是对方主动提出，但潘自己也有想法：他也想搞个大情报或者大新闻好对上面交代。因此从当初来看，新四军和汪的部队之间很多时候是有默契的，双方甚至还有军火、鸦片、大宗物资等贸易往来，1943年在瓜岛战役之后，汪应该也能看出日本差不多了，无非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与延安联络一下备条后路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方想见，一方也敢见，那就有了这次会面。
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甚至到1945年七大时，毛单独见了潘一面，还调侃似地说起他的“小开”绰号，在那个比较融洽的时候都没有说，那他就永远失去了说的时候。
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整个会场都是在批判高饶联盟和其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才向上海市委书记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陈毅大吃一惊，第二天急忙汇报，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午饭后，má zé dōng又提笔写了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这里仅仅是查潘的问题么？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因为潘有多次可以汇报的机会不汇报，临到最后实在挨不过去了才汇报当然有问题，可这个问题就能被打成内奸么？当然也不够格，真正的原因是潘在进入新四军、华中局系统后一直在饶手下工作，当时正在肃清高饶同盟流毒，任何对于这件事有利的武器都要拿出来使用，所以潘不幸撞qiāng口上。更傻的是，他不向周恩来汇报偏偏向陈毅汇报——他以为自己和陈毅在新四军时关系还不错，陈会帮他一把，可他这个政治观念淡薄的人怎么能想到陈对当年排挤、批斗他的饶是何等憎恨，这种机会岂能错过？
当初dèng xiǎ píng主持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fǎn dǎng联盟的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原本是撤销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后经过讨论，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到这时候，饶还有人身自由，虽然日子难过了点，但潘的材料一交，就认定饶犯有fǎn gé mìng罪，还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fǎn gé mìng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很多年以后，潘的案子píng fǎn了，杨帆{上海公安局局长}的案子píng fǎn了，号称“饶、潘、杨fǎn gé mìng集团”首犯的饶却没人给他专门作出复查结论。
在1986年8月出版的《má zé dōng著作选读》两卷本的“注释”第436条中，有以下的陈述：“……在这期间{按：指上海解放后，饶漱石任zhōng gòng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zhōng gòng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fǎn gé mìng罪并被判刑。”有人说这段经过dǎng zhōng yāng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注释”算是事实上给饶漱石的“内奸”问题píng fǎn。
但潘的内奸罪名起源于抗战，加重于私见汪精卫，都和新四军与饶漱石有密切关系，这时候反而不提了？